2005年的严介和风头正劲，然而外界对于这位胡润“百富榜”中上升最快的“黑马”和他的太平洋集团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质疑，尤其是他以“零收购”方式介入国企改革的行为。
事实上，从2002年开始，严介和就陆续收购、托管了31家亏损大中型国企。 然而直到去年，他在江西和吉林两项国企打包收购计划被两地国资委叫停以后，“零收购”才开始为外界关注，因为某种程度上“零收购”牵动了国有资产流失这根敏感的神经。
所谓的“零收购”是采用“正负打包”方式，即将负资产和正资产的国有企业并在一起，不出现金的收购。严介和认为，他的投入在于对改革成本的承担，“我不会出一分钱。但在收购国有资产的同时，我会承担相应的债务和安置原有职工的责任。”他曾这样表示。
然而，“零收购”是否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制行为是否规范？
“什么叫零收购？零收购是不是意味着不需要代价？”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能一提到“零收购”就联想到国有资产的流失。“价格高低或者多少，都是由企业自身情况而定的，这其中有‘零收购’存在的合理性。”吴敬琏说。
不过吴敬琏担心由于政府寻租而导致“零收购”过程中出现一些内幕交易，造成非市场的手段转让国有资产，“零收购”也变得不再纯洁。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和国有资产重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和产权转让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国有企业改革仍是中国一段时间内重要的工作任务。
探寻国企改革新路径
不管是“零收购”，还是MBO，或是管理层增量持股，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国企改革也一直处于不断摸索的状态。一种普遍的理解是，国企改革似乎往往同国有资产流失扯到了一起。
无论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2004年8月，“郎顾之争”引发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大争论，就此，一场关于国企改革路径选择的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社会舆论压力下，2005年4月14日国资委、财政部公布《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叫停了大型国企MBO（管理层收购），但放行中小企业MBO。
2005年12月19日，国资委公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管理层增量持股的新做法，由此开始新一轮国企改革路径的摸索。
从MBO到管理层增量持股，国资委在8个月的时间里制定了国企改革的新政策取向。“应该说管理层增量持股是国企改革中的一种可行性途径。”国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评价道。
但反对的声音同样明显。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一江教授就公开表示：“M BO的改革被证明是失败的，它不仅造成了资源分配不公，出现弄虚作假、以权谋私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在实施的过程中，整体国有企业效益实际上是下降的。”
王一江被视作提出管理层增量持股概念的第一人。他认为在MBO改革中，越亏损的企业越急于甩掉自己，估价也越低，很多企业为了以更低的估价进入MBO的行列，千方百计把企业搞得破烂不堪。“MBO激励经理人把企业搞坏，导致了国企整体利益下降。”
王表示，提出增量持股的目的就是让提高企业效益、给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获利。所谓增量持股，是指在企业效益提高时，个人按贡献大小，从增量之中获得相应股权。这种方式既能减少国家在国有企业中的份额，也能使企业建立起合理高效的激励机制。
高梁则对管理层增量持股这种方案表示赞成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因为管理层增量持股涉及到企业成长性的问题，比如在一些成长性好的企业里面，老总因为做出了贡献，实行管理层增量持股，以股权激励的方式奖励管理层无可厚非。但是对于石油、化工等国家大型垄断企业来说，就必须区别看待。“必须分清楚个人因素、外部因素分别占了多大的比例，企业利润的增长有多少是得益于管理层的运筹帷幄，而又有多少是由于涨价、国家投入等外部因素。”他说。
国企改革的攻坚阶段
国企改革一直是中国整个改革的核心问题和中心环节。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当前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各项改革。今年一些关系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要取得新进展。”表明政府对于改革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也让人们对持续了多年的国企改革给予了更大的希望。
高梁指出，可以理解某些地方政府国企改革的急迫心情，这些国企普遍存在负债高、职工安置负担重等特点。但是不能追求大跃进似的改革，毕竟国有资产存在一个保值增值的过程，而且也不能忽视广大职工的利益。
“国企改革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是因为管理的因素。”他说，上世纪90年代后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开始出现大面积的系统性的腐败问题，国有企业管理层中间出现了大量的漏洞，排斥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主体地位，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工人群众的利益受损，这种状况持续到现在，仍然没有根本好转。
高梁认为，现在国有企业改革在面上的任务已经不繁重了，主要是一些具体的行业和企业，比如一些国有独资企业和垄断行业。他建议，要加强国企改革的监管力度，“我们需要一个规范化、透明化的程序来支持国企改革。”
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郭梓林显然也持赞成意见，“我很困惑，为什么参与国企改革过程中，卖方没有责任，反而买方有责任呢？”他建议国资委要尽快找到一个公平交易的、符合市场行为的方法，否则有关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将一直延续下去，“对于那些诚实劳动、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人来说，这种争论会伤害到部分国企管理层以及民营企业。”
高梁建议，在安排国企改革的问题上，不能只依靠国资委，还需要审计等其他部门的协作。毕竟改革进行到现在，体制性障碍和多种利益博弈纠结在一起，单靠一家之力是无法解决国企改革的困境的，这就需要在政府的统一协调下，其他部委和国资委共同形成合力推动改革。“中国的国企改革还要借鉴国际上的经验教训。”他补充到，英国的铁路系统以前也是国有的，最后连路网都私有化了，改革得非常彻底。但是最后还是被迫将路网转为国有。这对于中国的铁路改革来说有着很深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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