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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望》周刊载文指出，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在部署之中，一场期待已久的攻坚拉开了大幕。

　　文章称，一号文件有关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容，被列在“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的框架之下，它所面对的现实，正如中国科学院2005年的一份报告所言，“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改革开放后又以土地的低价格积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资金”。

　　报告分析道，如果从1979年改革开放计算，每年平均各种建设占用耕地按400万亩计算，25年共征用了农村的耕地1亿亩左右，每亩最低按照10万元计，农民给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相当于10万亿元的土地资产。

　　报告在连用三个惊叹号之后道出了现实：“估计失地农民可能只得到了1/20左右的补偿。20年中，失地农民从土地上得到的补偿最多不超过5000亿元，25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和城市工商业从农村集体土地低价格中转移和积累了9万多亿资产。”

　　文章指出，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乡间巨大土地财富转移，仅为目前中国城乡二元问题的一个侧影。

　　文章援引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话称，近20多年来，城乡二元结构经历了一场深层次的演变。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是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它是在再分配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主要体现为一系列行政制度的安排。改革开放之后，一种新的二元结构，即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在逐渐形成，而且在中国社会中越来越明显。

　　在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下，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城乡人口和经济与社会生活，被人为地分割为两个隔离的部分。中国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在城乡之间实行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两部分居民身处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待遇，相互不能自由流动，农村的资源被大量抽取到城市，以支撑工业化进程。

　　在这些制度的背后，当时城里人所消费的主要是农村的产品，他们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农民的产品。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城市对农村的依赖。尽管存在“剪刀差”，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不合理，但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还是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又流入了农村。

　　而到了改革开放后的耐用消费品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农村产品在城市居民消费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小，住房、汽车、电器、医疗、教育、旅游等城市消费项目的支出，很难流入到农村去。城市对农村的依赖降低，就是原来许多由农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有相当的一部分从国外进口。

　　孙立平认为，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的形式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场造成的。这种由“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所引发的“断裂”，被他称为“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认为，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是当前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渠道。土地征用不仅没有富裕农民，而是造成了大批农民失地失业；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差距，而是加大了社会不公。

　　他建议，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核心，改革征地制度，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流转。为此，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只要在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控制之下，应该通过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进行平等的谈判。让土地所有者――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地方直接谈判和交易。允许和鼓励农民以租赁、参股等办法，参与土地收益的二次分配，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

　　农民土地权益问题已进入高层决策视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期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管好土地，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温家宝强调，在土地问题上，我们决不能犯历史性错误。

　　紧接着，中央1号文件传出推进征地改革的信息，并将其与户籍制度改革并列，同时要求实行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