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问题的解决也要有一个过程，因为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从整个国家的经济来讲，还不能完全把医疗费用都解决。因为我们的医疗保险制度还很不发达

　　我在今年两会提出了关于消除药品集中招标弊端的建议。

　　目前，药价已经降了17次，招标也进行了大概有5年，为什么大家感觉不到药价在下降。我在政协九届会议的时候也提过提案，就是要把虚高的药价压下来，事情过去几年了，看来成效不是太大，正是药价虚高成为“看病贵”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药这一块不改革的话，那么“看病贵”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而解决“药”的问题，我觉得比解决医疗体制其他问题要容易，只要政府有所作为，把中间的一些弊端去掉，可以在不花一分钱的情况下把药价降下来。目前，医院医疗收入跟药的收入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如果能把这一块降下来，老百姓的医药费用就会下降。

　　药价为什么高？第一，药价从源头上看就比较高。第二，招标过程中间有许许多多的弊端，形成中间一个阶层，他们都得吃药品的肥肉。

　　集中招标弊端

　　药品招标是政府行为，初衷很好，是为了把中间环节减掉，把药价降下来。但是做了五年之后，中间出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

　　第一种，现在招标的手续烦琐，工作量大，药厂要有专门机构来应付招标程序，增加了成本。

　　第二种，一个产品它的招标费用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是两三百元，有的地方是两三千元，这是公开的，暗地里还要拉关系，请客送礼。一个产品在甲地招标要经过这一关，在乙地招标又要经过那一关，如果经过十几个地方招标，就要付十几倍的钱。

　　第三种，地方招标巧立名目收费，参与招标的企业首先要交几万元的保证金，中标的企业要交风险保证金，除此之外还有入围费、评审费、质量检验费等。

　　第四种，厂家参与招标要公关，进入基本药目要“攻关”，招标办、卫生部门、评审委员会、科室主任、医生等，都是“攻关”对象，厂家要花大笔钱打点。

　　第五种，不仅是一个厂商中标，比如青霉素，可能有四五十家企业一齐中标，然后由医院选择用哪家的产品，这时二次招标出现了。二次招标，一是企业必须给医院让利，二是企业要给医院赞助费，甚至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钱，哪家出得高，医院就进哪家的药。二次招标后，这些费用全部加到药品上，最后吃亏的是广大老百姓。

　　我看到胡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最近的讲话，就是对于商业贿赂要进行整治，我非常同意。

　　如果药厂要通过行贿来进行招标，一经发现就取消它的投标资格，对于触犯刑律的，应该要绳之以法。对于个人如果通过招标牟取不正当的利益，政府要管。

　　另外，我看过一个报道，在云南宣威，卫生局直接跟厂商发生联系，招标成功后，医院用药采取配送制度，医院和厂家不发生联系，整个药价平均降低35%，卫生部门可以好好总结“宣威模式”，采取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进行药品的招标。

　　整治一药多名

　　去年两会的时候我提出过一个提案，当时发现一个药的商品名太多，可以演变出几十种药名。把剂型换一换，把含量变一变，变一次，药就加价一次。

　　比如青霉素就是青霉素，一会儿又叫阿莫西林。因为医生知道，开后面这种名称，或许就可以拿回扣。

　　红霉素也出了好多名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提出能不能按药典办事，这个药是这个名称，就得固定下来，不能改变。

　　提案上去以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司给予答复，我的提案没有被采纳。

　　可是今年1月份，全国药监局会议上，药监局提出今后要整治一药多名，证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被意识到了。2004年全国接受审查的新药有1万多种，同期美国只有100多种，如果我们国家一年能生产1万多种新药，老百姓看病是不会贵的，那么多的知识产权就能赚很多钱了。但事实是，中国在药品的知识产权方面没有赚很多钱，结合药监部门最近出的一些问题，新药为何多？不言而喻。

　　药价定价须准

　　此外，从源头把药价降下来，还需要解决药的定价问题，现在的药品定价过高。我见过一种药卖1元钱，出厂价是0.09元,0.91元在中间运作。1元的零售价，显然不合理。

　　定价问题出在几个方面：

　　第一，定价部门缺乏专业人员，对药品生产的工艺流程、成本核算、会计制度不是很明确。厂家则把成本报高，把预计销售量报低，导致单位成本上涨。等药价报完后，开听证会，药厂请的大部分是临床医生，他们对工艺流程、会计制度、成本核算基本不清楚，最后形成了厂家报多少，定价部门批多少的情况。

　　我这次的提案想从源头上卡住药价高企的现象。也就是物价局、发改委定价定准；在药品定价过程中，采用专家听证。听证人员的构成，应该是懂药的人。

　　双管齐下

　　当然，从根本上解决药价高的问题，还是要实行医药分家的体制。

　　医药分家提了很长时间，但迟迟没有实施，主要原因是投入不足。

　　另一个原因是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和药品流通体制的改革滞后。我想，这两种体制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

　　最近，南京有200家医院把药委托出去了，医院不办药房。我认为，如果把药品经营从医院剥离开，医院的生存更成问题，现在一般的药到医院以后，加价15%，医院利用15%的差价可以弥补国家对医院的补贴，如果把这一块完全拿走以后，怎么办呢？

　　所以，医疗体制进行改革，国家必须加大投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如果总的问题不解决，专门把板子打在医院身上，我觉得很不公平。

　　我不否认医院有医院的问题，哈尔滨出的天价医药费案，安徽宿州的眼球事件，还有东北一家医院的火灾，医院有医院的问题，医生也有医生的问题。我觉得从大的方面来讲，投入的确是少的。

　　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投入，另一方面医院有自身的困惑，以及自身发展的难处。所以，我认为正是这种两难境地，需要大家共同想办法，献计献策，来加快我们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步伐。

　　比如最近中央又出台了关于社区卫生服务的决定，今后可能对于医疗体制改革方面会有所帮助，另外还出现了一些“济困医院”或者“平价医院”的形式。还取消了医院的点刀费，比如做手术我要张三做手术1000元钱，我要李四来做200元钱，现在“点刀费”取消了。说明在摸索过程中间，我们政府还在想办法把问题解决，解决也得有一个过程，因为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从整个国家的经济来讲，还不能完全把医疗费用都解决。我们的医疗保险制度还很不发达，除了医疗保险之外，我们商业保险是寥寥无几的，像这些问题都要各个方面通力合作才能解决。

　　(本报记者王立侠根据方廷钰3月1日讲话稿整理)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