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股市对南方证券这个曾经的“市场巨头”渐渐遗忘的时候，其三任总裁刘波、郭元先、阚治东被警方带走的消息如一石投水，再次勾起人们对这个“昔日巨头”的关注：拍手称快者有之，扼腕叹息者有之，同病相怜者有之，惺惺相惜者亦有之……

　　“券商高管问责制说了好多年了，一直没有真正落实过。现在看来，问责的‘铡刀’不仅抬了出来，而且开启了。”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高管对记者说。

　　“问责制”让“责任到人”

　　如果说原大鹏证券董事长徐卫国等在去年被警方采取措施还只是“问责个案”，那么警方近日对南方证券高管大规模司法行动则表明，被市场期待已久的“券商高管问责制”，正进入“制度实施”中。

　　“前几天，我们还和阚治东在一起吃了顿饭，没想到过了几天就被深圳警方来人带走了。当时，包括阚治东自己，我们都没有感觉有什么迹象，都以为没事了。”一位同阚治东熟识的朋友对记者说。记者采访发现，对于阚治东的被拘，不少人表示出乎意外。

　　显然，从问责的角度来看，这些意见只是情绪化的表达。毕竟，在没有厘清具体责任之前，跟事件相关的高管，是没有任何理由置身事外的。“国有企业的问题常常是这样，一旦出了事，那些老总们都感觉跟自己没有关系，没有人对事情负责。结果国家和老百姓承担经济损失，企业承担法律责任，就是企业老总没事。国有的证券公司尤其如此。”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海峰律师说。

　　事实上，在南方证券开始进入重组程序时，不少业内人士就对“高管问责制”能否落实在“南方”表示将信将疑。“对高层的审计已经完成，没有证据证明个人有问题———最终还是没有人负责任。”央行金融稳定局一位官员当时对《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杂志的记者如此表示。

　　“‘南方’出了那么大的事，如果不找出责任人来，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对未来的券商管理也十分不利。”孙海峰说。他认为，如果责任人不被追究责任，他就不可能负责任地做事。“‘券商高管问责制’，就是要让责任落实到人。以此为警示，改变证券公司高管‘不作为、乱作为、无作为’的状况。”

　　厘清责任不能“一锅煮”

　　业内人士也反映，南方证券“沉疴已久”，高管问责须“除恶务尽”，真正厘清责任，落实到人，不能一锅煮。“否则很难真正发挥警示效应。”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高管说。

　　平心而论，当曾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的刘波出任南方证券总裁时，南方证券虽然在投资非证券类资产上存在不少问题，但公司还远未病入膏肓。资料显示，1997年前，南方证券的自营规模尚不够大，其最著名的“北大车行”内幕交易比起后来的“双哈”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然而，当刘波由市场组织方的管理者摇身一变为市场参与方的管理者时，南方证券仿佛于一夜之间在证券二级市场找到了“感觉”：不但迅速扩大了自营规模，还大规模地推出资产管理业务。

　　南方证券凶悍的坐庄风格在1999年“5·19行情”期间的“虹桥机场”操作上表露无遗。那时虹桥机场每天的股价走势犹如一只高高飞舞的“风筝”，一路飘红。这令南方证券在市场上声名鹊起，一时间，南方证券的自营股票成为市场跟风的目标。许多机构都争着把钱交给南方证券“打理”，公司也在2001年借机进行了增资扩股。但此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切不过是回光返照。

　　在长达4年的熊市中，停顿的投行业务和亏损的经纪业务，断绝了南方证券仅有的盈利来源。在找不到盈利模式的迷茫中，南方证券不得不企望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来做高股价，挽回巨额亏损，最终却越陷越深。“一个好公司就这样在长期的风雨飘摇中末路狂奔，终于不能自拔。”一位曾长期在南方证券投资银行部供职的人士如此叹道。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