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著名经济学家华生近日在搜狐财经撰文表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需要进行严密的规划和科学的论证，从现在起仍然大约需要40－6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盲目地在不久可能消失的自然村基础上搞基础设施建设，或人为短视地规划撤村合并搞所谓新村建设，都会造成不必要的弯路和浪费，偏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宗旨和目标。

　　华生教授再次撰文详细描述了韩国的新农村建设及其农村现代化的经验，以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积极的启示。

　　文/华生

　　韩国是我国的近邻，资源匮乏、人多地少比我国还严重得多。人均国土面积和人均可耕地大约都是我国的三分之一左右。韩国60年代从与我国相同的低起点起步，在短短的40多年间，人均GDP从1962年的87美元上升到本世纪初的1.5万美元，从一个典型的农业国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成功地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背景、资源占有和文化传统都和我国相近的邻国，当然是我们研究和借鉴的难得样本。因此，近年来，不少人援引韩国70年代新村运动的经验，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借鉴。我国有关方面也组织了多部委的联合考察。据他们介绍，韩国政府依靠政府推动和财政投入，大力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韩国新农村运动使工业化过程中城乡差距没有扩大，得到了比较协调的发展。他们认为韩国的新村运动成功经验说明，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大力投入和发展不仅不会延缓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相反可以避免城乡收入拉大的现象，有助于加快现代化步伐，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成功发展道路。韩国新村运动的这种版本和介绍，对苦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发展严重落后的国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在国内，也有人几年前就主张开展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的“新农村运动”，作为解决内需不足的重要手段。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究竟怎么搞？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是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之路吗？认真审视和借鉴韩国新村运动及其农村现代化的经验，确实会对我们有积极的启示。

　　韩国新村运动始末和评价

　　韩国的新村运动是由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总统发起。朴正熙是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儿子，对改变当时韩国农民普遍住茅草屋，绝大多数村庄还没有通电的落后状况具有强烈的愿望和抱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朴正熙政府实施了财政扶持的社会发展项目，引导农民参与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提出了“勤劳、自立和合作精神”的新村运动口号，推动传统村庄的物质和文化转变。“新村运动”最终涉及的项目包括村庄道路的硬化改造、农民住房的瓦房翻新、自来水、农村电气化、改良新品种、农户家庭节俭运动、村庄会堂的建设以及大规模培训村庄领导人。“新村运动”既注重物质，又注重精神，变成了一种推动村庄乃至部分城市社区自立、合作、追求美好生活的伦理运动，对推动韩国农村的现代化转变显然起了积极的作用。只是在新村运动后期，韩国政府大力鼓励的农村工业，后来证明并不成功。

　　韩国的新村运动从1970年开始，在其后的几年中达到顶峰，1979年11月朴正熙遇刺身亡后，新村运动日渐式微，80年代就很快完全衰退了。韩国70年代的新村运动作为一场政府倡导的农村建设和文化运动，和韩国半个世纪以来农村现代化的其它努力一样，作用肯定是积极和正面的。但是新村运动对韩国整个农村现代化的真正推动，在时间上和力度上都是相当有限的。新村运动在中国的推介者显然过分夸张了它的作用和功效。

　　首先，新村运动并没有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多大影响。由于韩国在50、60年代实行了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农户普遍自己拥有土地，加上乡村向城市的迁移没有人为的障碍，城乡收入差距从来就不大。在新村运动开始的1970年，韩国城乡家庭的平均收入比为1：0.84。到新村运动后期，据说多少有点缩小，80年代后又有所扩大。但在整个农村现代化过程中，这个很接近的比例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所谓新村运动的成功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协调发展纯属主观臆断和误传误信。

　　其次，新村运动虽然是由政府推动，但是实际上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微乎其微，更根本谈不上什么投资重点转向农村。新村运动中政府财政扶持的主要形式是提供水泥和钢筋。按韩国人自己的测算，从1971—1978年的8年中，政府总共给每个村庄提了约2000美元的水泥钢筋，相当于每个农户8年间共得到35美元，每年得到4美元多一点的财政资助。韩国的新村公共设施建设主要是靠村民自己无偿捐赠土地和农户无偿出工支持，政府所给的，实在只是一点诱导性资金。即使按照我国有关考察团自己的数字，在新村运动期间，韩国政府所提供的资金只占同期财政支出的1％。由于韩国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新村建设完全要靠村民的自愿组织和参与。农民不情愿什么事情也做不了。这与我们今天一讲新农村建设，所有人都问钱从哪里来，指望政府出钱、层层挤钱搞基础设施投资、乡村干部操刀建村并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可见，任何出国考察，如果只是为了迎合设定的口径和想法，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既然韩国的新村运动并没有对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什么影响，极为有限的政府投入加上村民参与也不可能根本改变农村现代化的进程，资源禀赋比我国更为窘迫的韩国人是靠什么在短短的40年间实现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在高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又靠什么保持了城乡相对差距不大的发展呢？特别是当我们浅尝辄止的城市化已经遭遇城里人买不起房的难题和尴尬，韩国人又是怎么让其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及其亲属不仅就得上业，而且住得上房，使农业人口竟然这么快下降到占总人口的5％呢？这现在倒确实成了新村运动背后我们最感兴趣的地方。（未完待续）（本文作者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声明：此文为华生教授提供搜狐财经独家稿件，文中的观点并不代表搜狐财经立场)

(责任编辑：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