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改革开放前，国内许多城镇职工的月收入都在40元以上，而那时每月在食品上的支出一般不超过15元，计算下来恩格尔系数低于40%

　　本报记者 侯利红 发自北京

　　城市贫困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有增加的趋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说。他从1986年起就开始从事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研究，其研究结果印证了其说法。

　　站在北京看贫困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日前宣布：2005年，北京的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大关，人均消费支出13244.2元，代表生活水平高低的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值)已经降至31.8%。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北京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富裕型”。

　　然而，北京市还有15万低保对象，他们显然还不“富裕”。

　　从2005年起，北京的低保金从每个月290元提高到300元。根据民政部2月17日公布的数据，今年1月份，北京低保人员的人均支出水平为 224 元，低于2004 年5 月233 元的人均支出水平。

　　可就这个消费水平在全国还算是高的。事实上，今年1月份，全国2200多万得到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居民平均只支出了78元。

　　另一组数据也能说明，大多数北京居民没有感受到富裕所带来的舒适和悠闲——2月21日，相关人士首次对外披露北京市统计局“和谐社会指标体系”试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六成多居民认为当前社会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不公平，近七成居民表示自己时时感受到失业、生病等意外风险的威胁，五成多居民认为住房政策不公平。

　　北京市统计局社会处处长宋晓梅说，根据试调查结果，贫富差距和社会安定是目前造成北京社会冲突的主要因素。

　　恩格尔系数真能反映出社会进步与富裕的水平吗？不少人对此表示质疑。

　　在北京一家医药公司担任销售代表的于小姐属于白领阶层，每个月税后月薪在5000元左右，但她也同样不认可自己“富裕”了。她说自己不敢乱花钱，工作4年了还是没钱买房子，也一样生不起病。在她看来，吃饱肚子不过是一种基本需求，仅仅用“购买食物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来衡量是否富裕，这种标准不可靠。

　　也许，这种质疑并非毫无道理。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30%~40%之间为富裕。记者调查发现，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前，国内许多城镇职工的月收入都在40元以上,而那时每月在食品上的支出一般不超过15元，计算下来则恩格尔系数低于40%。

　　此外，2005年广州市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7.31%，但山西的恩格尔系数早在2003年就已降到33.5%，宁夏城镇的恩格尔系数也在2004年跌至36.0%。

　　因病致贫

　　“现在医疗问题是中国老百姓面临的最大难题。”唐钧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指出，在中国，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根本负担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

　　事实上，因贫致病和因病致贫，城市困难群体中的部分居民已经陷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

　　“造成家庭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家中有人生了大病。”北京市以扶贫济困为主旨的“春风行动”办公室的张继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每年北京市工会等单位上报到“春风行动”办公室的贫困家庭多则1000多户，少则500多户，这些贫困家庭中有20%左右都是因家人患上大病长期治疗而拖垮了经济。

　　1997~1998年，民政部启动了一个关于“城市贫困群体生存状态”的重要课题，唐钧和他的同事开始跟踪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过程，对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和兰州5个城市的2354个贫困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同时对247个家庭进行了个案访谈。2003年，调研成果形成《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唐钧是主要起草人。

　　调查结果表明，5城市贫困家庭中患有慢性病和遗传病的天津最高，达61%；上海最低，34%。与此同时，生病时不去医院看病的最高达70%，最低也达50%。

　　“遗传”贫困

　　除了生病会让人变成“贫民”，目前，对很多并不富裕的一般工薪阶层来说，教育也有同样的“功效”。更令人担心的是，当孩子被贫困剥夺了接受更多教育的机会之后，在面临日趋激烈的就业竞争时，他们同样也失去了竞争的资格，最终可能和父辈一样陷入贫困。

　　“现在贫困一代的子女，同样没有多少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在今年1月7日深圳综合发展研究院组织召开的以城市贫困为主题的研讨会上，数十名经济学家对此忧心忡忡，并发出预警：城市贫困将部分地发生“代际转移”。

　　城市贫困，真的具有“遗传效应”吗？唐钧的回答很干脆：“的确存在这种现象。”他介绍说，在调研中他们发现，有些贫困家庭因负担不起学费，无奈之下选择了让孩子辍学；也有孩子是在上学期间觉得经济压力过大，主动辍学外出打工。

　　“现在的教育制度无疑加大了贫困的代际转移。”唐钧认为，目前教育领域的市场化倾向的发展进程，对贫困家庭家长们更加急切的“望子成龙”的期望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别说是贫困家庭，就是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如果家里有一个孩子上学，其生活水平也必然下降。”

　　唐钧在调研中发放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5个城市中，感到负担不起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的贫困家庭以重庆最多，达93%；武汉和上海次之，分别为83%和77%；兰州和天津最少，但也分别达到70%和64%。

　　除了正常的学杂费，学校中名目繁多的乱收费更是让贫困家庭感到难以招架。而到了高中以上的非义务教育阶段，费用则更多。虽然针对贫困家庭孩子上学难的问题，5城市都出台了减免学杂费的相关优惠政策，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些优惠政策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重庆87%的贫困家庭都反映说孩子上学没有享受到优惠政策。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乱收费现象已逐渐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近年来教育部治理乱收费的力度日益加大。同时，近两年来，9年制义务教育在部分省市逐渐得以真正贯彻，学杂费一律免收。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