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深圳双年展论坛精彩观点回放
深圳首届双年展举办了九场论坛,主题鲜明,场场精彩。
双年展从人文、社会层面看城市与建筑,关注城市不同阶层人的生存状态,要求建筑师要身体力行,关心社会、城市和环境。 展会上,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市民、学生、企业家等社会各
界人士齐聚一堂,就城市、建筑、设计与规划、居住环境、城市化前景、城中村等问题展开讨论,交流思想,可以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文化盛会和精神盛宴。
论坛提高了双年展的品位与档次,也大大增加了市民的广泛参与性。一个专业性的论坛受众范围非常小,但是,每场论坛,听众却出乎意料地坐满了整个场地。有的论坛更是气氛热烈,观众甚至走上讲台发表观点,将论坛一次又一次推向高潮。这似乎恰恰契合了本届双年展策展人张永和的说法,“建筑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只是城市的一个部分。它的建立和设计最后是为这个城市中人的‘共同生活’服务的。而之所以举办城市与建筑双年展,就是为了拆掉建筑的专业门槛,让这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东西受到更多非专业人士的关注”。
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首届双年展论坛的声音,本版特意将论坛的主要观点和精彩思想摘录回放,与读者分享、回味。
面对城市发展问题,深圳的努力在于创新
市规划局局长王秡:说到城市发展,就深圳而言,这个城市太特殊了。在中国城市发展这样一个大的范畴里,25年经历了这么巨大的变化确实是很特殊的,它的成就怎么样讲可能都不为过。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深圳的发展,发现它并不是完全在理性的理论指导下,很多事情都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在适应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深圳面临着不少的问题,但是,我们觉得,深圳的城市结构对城市发展过程的那种适应,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对于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深圳始终是在面对,并不断地在克服。
中规院深圳分院副院长朱荣远:深圳的城市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1979年到现在,二是现在到2030年。我用一个数据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说明。1979年,全深圳的人口是31万人,当时GDP是1.96亿元人民币;2005年,深圳人口超过1000万,GDP为4000元亿人民币,整个深圳人口的变化增加了400倍,GDP增加2000多倍。
深圳城市交通规划研究中心林群:城市化和自动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如何避免城市交通的高度集聚?深圳停车费在全国大都市里都算低的,而公交票价却是全国大都市最高的。深圳的交通拥堵比上海、北京、广州一些大都市要好一些,高峰期阶段拥挤的程度要好得多。什么原因呢?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深圳大量暂住人口的构成。根据我们现在的调查,包括特区内、组团内部的出行占到70%,而跨组团的出行只有30%。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交通基建,可以想象,今后跨组团的出行将会便利得多。
谈到步行,这不单纯是交通领域的问题,首先是一个观念问题。观念问题决定了步行系统改进是一个非常艰难和缓慢的过程。当然,现在我们正在花很多的资源、很大的力气改善行人系统,包括改进规划设计指引标准,围绕轨道、大型交通枢纽的行人系统的改善,还有行人过街设施。当然,这也是各个层面争论非常大的问题,到底是行人优先还是小汽车优先?在这个场合可能是很简单,但是对整个城市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清华大学城市规划教授张杰:深圳在过去不到30年时间,经历了全世界任何国家从未经历过的发展过程。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与100多年前西方城市化相比,深圳的确是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国家,包括深圳30年走过的道路,都是在国家城市化中期之前所要完成的任务。深圳的探索是创新性的。
城市功能要随居民需要 不断更新
观众:我们的设计、开发,从一开始取一些比较古怪的外来名字到现在的拿来主义,照搬国外某个设计。如果城市开发中充斥着越来越多这样的设计,这对我们城市特征有什么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作用?
著名设计师刘晓都: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比如我们在龙岗突然看到一个非常具有西班牙风格的名字。这可能与设计的关系不是太大,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现代人对居住理想的一种期盼。但城市还是应该为所有人设计,要从根本上满足大家的需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为城市中的某些阶层的人而做。一个健康的城市应该是多层次的,我们在做设计时,应该抛开那些过于炫耀性的东西,做一些更合理的东西。
市规划局规划处副处长贺承军博士:从整个居住环境来说,我个人感受是不希望自己居住的楼盘像搭舞台一样,而我们开发商恰恰是做这种模式。从一个比较合乎逻辑的角度来说,应该有更多更好的片断、个人情绪化的东西融入进去。开发商现在开发楼盘的模式并不美妙。居住环境还是要随意一点、自然一点,但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城市显然不是一个自然的环境,是一个人工化的环境。
华侨城地产城区规划办主任冯辉:城市更新对城市中心区或者整座城市保持活力、发挥很强的功能是重要的。如果一直没有更新,很可能就像罗湖商业片区,你会感觉非常可惜。原来有很好的城市配套、城市景观,现在这些社会资源都浪费了。城市生活方式在不断发生变化,城市居民需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就需要城市功能、城市社区随之不断的更新。
深圳有1000万人口,人均GDP全国一直排名第一,小车拥有量也一直排在前面。深圳对这个问题也应该尽早研究,不然城市交通问题会给城市环境带来弊端。
关注弱势群体的双年展 让人感动
观众:双年展开办已经有3个月了,但是参展观众还不到3万,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数据?您觉得这次双年展办得成功吗?
策展人张永和:这个展会成功不成功不由我自己说,是听观众说。双年展到底多少人算多?不能简单说越多越好,而且不能用好莱坞的标准。需要跟别的双年展比,可以去调查一下广州双年展多少人?去年北京双年展是多少人?然后给我写一个电子邮件。
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这次展览有3个深圳市民作品参与。我觉得这个展览做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把城市这么大的展示对象做出来了,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大胆的事情。从整个效果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尝试,应该说也是一次创新。我相信它能为深圳这座城市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城市记忆。我觉得进一步要研究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以城市对象作为展览,让更多的公众发生兴趣。这是一个挑战。
总的来讲,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展览让所有人都感兴趣,展览本身也有“城中村”的感觉。这个场地比较阔,而且东西杂,但是展品本身是很有生气的,给我自己留下的印象也蛮深。这个展览能够保持100、200人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看到很多当代艺术展览开幕式有人,第二天就没有人了。
观众:我是广东海岸大学艺术设计系的学生,这次来了三十几位同学,专门慕名来看深圳的双年展。昨天我们在这里呆了一天,本来今天准备回去,但是听说有论坛所以就过来了。我发现双年展很关注弱势群体的问题。我有两个字想对大家说,那就是:感动。
观众:我这里带来一个信息。去年法国文化部、法国遗产委员会有4位先生、女士组成了一个代表团专门来到深圳参观首届城市建筑双年展。回去后,法国最有名的报纸《世界报》作了一个特别报道,说深圳双年展在张永和先生策展下非常成功。这次展览比较粗犷,但是又具有启发性。从这个展览上看到中国有一批35至40岁的优秀设计师的出现,他们并不是与现代建筑完全保存一致,同时也不是完全回归到传统,更多的是用现代的语言、思维方式去关注中国特有的城市问题、社会问题。
怎样让城中村 "与时俱进"
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副主任曾勇:城中村最早出现在蛇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把土地征用完毕后,给他们每户分别建了一栋两三层的楼房,可以说是当时最富有的城中村农民。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大概80%的农民并不住在城中村里。深圳市政府为什么2004年10月28日提出城中村改造这个决定?目前可以说深圳的60%、70%的犯罪活动是产生于城中村。
艺术家欧宁:从人文方面来讲,城中村很多东西是值得肯定的。还有一点,我不同意把城中村看成“毒瘤”,实际上它是一个缓解社会矛盾很重要的因素。穷人总得有地方住,城中村出租屋因为廉价,可以给外来工提供非常廉价的生活模式,这实际上是舒缓了他们与社会的矛盾,其作用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城中村对社会矛盾的舒缓,可能我们在高速城市化之后的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规划师湛杰:回想以前住在城中村的日子,其实是又爱又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感受。现在提到要拆除这个地方,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希望环境改善,但是另一方面又会抹煞了我的记忆。
深圳大学刘尔明:我们刚才都讲城中村社会治安很差,实际上也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次做双年展的过程中,我带着几个北大老师参观了几个非常典型的城中村。我们到皇岗村、岗厦村,我觉得这几个村子比外面好。村里人一看来了外国人,保安马上就上来问做什么的,我们就说是做研究,来参观一下。他马上非常热情地带着我们到处参观。其实我觉得城中村的问题是一个密度的问题,城中村里容纳的人口可能是正常的20至30倍。因为人多了,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了。(文字整理 深圳商报记者董超文 实习生刘振中 通讯员郑广翔) (责任编辑:胡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