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

　　25年间(1978年至2003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目前仍以年均23%的速度增加。

　　两会期间爆出的这样一组数据令人闻之惊心。

　　而这组数据的援引者就是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

　　任玉岭在提案《关于党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传统的建议》中认为，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已经达到令人怵目、世界少有的地步，而党政机关花钱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是其主要原因。

　　3月9日晚上，在政协委员驻地的饭店，任玉岭就此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任玉岭，1960年南开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等部门工作，并曾担任广西北海市副市长。

　　“我不能老用旧词。”任玉岭告诉记者，几年来两会上，他的几个提案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其目的都是一致的———2003年，任玉岭最早关注乡镇欠债问题；2004年，任提出要精简乡镇机构；2005年，任提出“精官方能简政”。

　　这些提案是今年已经68岁的任玉岭每年走访20多个省，深入农村、学校等基层调研得出的。

　　任玉岭一再说，“知屋漏者在雨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行政费占财政总支出19.03%

　　《21世纪》：在提案中，您援引了一些让人震惊的数据，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说明了什么？

　　任玉岭：这个数据不是我统计的，是来自财政部的统计。几天前，会(注：指两会)上不还在说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19.03%吗？在1978年这个比重仅为4.71%。这个比重，比日本、英国、韩国、法国、加拿大、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几倍或近10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行政管理费用还在大幅上升，2003年同2000年相比，增长了1923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3%。

　　《21世纪》：据您看，行政管理费用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任玉岭：党政机关花钱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是其主要原因，而且有腐败的黑洞。

　　比较集中的是，“会议”、“考察”费用和招待费存在极大浪费。

　　很多行政单位，自己建的豪华办公楼、豪华会议室往往闲置不用，却要跑到郊外的培训中心、招待所、温泉城，甚至要到几千里外的风景区去开本单位的研讨会。

　　“招待费用是个筐，什么费用都可以装。”很多招待费中还列有“公关费”、“跑部费”、“干部考研、读书费”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公款旅游与“吃饭财政”

　　《21世纪》：正常的考察、出差补贴标准政策上都有严格的规定，你认为为什么无法遏制这种势头？

　　任玉岭：现在不同地域的政府部门都有一个横向联系，比如这个市的政策研究室和另一个市的政策研究室之间，五花八门的研讨会，说不清的论坛啊，你到我这儿免费，我到你那儿也是免费。上面规定的标准是40块钱/天，我给你报了不就不存在违规了吗？

　　这种“客家超支东家补”的现象极其普遍。“会议旅游”、“考察旅游”统统穿上了合规外衣，什么“财政规定”、“出差标准”早已被束之高阁。

　　《21世纪》：行政管理费用大幅上升会有什么后果？

　　任玉岭：现在我们财政收入已经突破3万亿元，拿今天的财政实力讲，我们将有可能逐步解决教育和医疗难题，也有可能加快推进欠发达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但由于行政管理经费增长缺乏规范和制约，导致许多地方的财政不管怎么增长，都有可能被吃净花光。

　　有不少地方财政收入几千万元时是“吃饭财政”，当财政收入达几亿元时仍然是“吃饭财政”，到底什么时候不是“吃饭财政”呢？

　　知屋漏者在雨下

　　《21世纪》：您有没有就此做过专门的调研？

　　任玉岭：我今年68岁了，每年要走访20多个省，有2/3的时间在外面调研。

　　除了担任政协常委，我还是国务院参事，有时感到担子很重。温总理几次给我们讲，一定要深入实际，还说“知屋漏者在雨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我很愿意给我们的领导反映点基层的真实情况———只有到基层，您才知“屋”在哪儿“漏”。

　　经常全国各地跑，就发现有些问题很严重。比如我在辽宁丹东，一会儿有人从云南来了，一会儿有人从广西来了，好几个省的干部都同时住在一个宾馆里。跑到了银川，又碰到好几个省的人；在兰州、西安又碰到了几批。特别是在西双版纳，内地某个市的接待办一大批人正在当地召开部门会议。

　　我调研中还发现，穷的地方还很多，需要钱的地方很多很多。两个月前，我去了云南两次，在云南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一个村2600人，5个民族。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二三百块，一个小学校只有一块黑板一张嘴，粉笔都是上级定量供应的，同去的人看了就哭了。

　　在当地一个中学，我走进学生宿舍楼，楼板是斜的，走在地板上感到身子都是明显倾斜的，100多个学生坐在里面多危险啊，整个楼仅靠后墙的12根木杠支撑。

　　在电话里，我跟爱人讲，今天我们给学校捐了不少钱。她说，你们去考察的地方有几个？我明白，她的意思是说，更多的你们没考察的谁给他们捐？捐钱能够解决今年的问题，明年的问题怎么办？

　　所以我就想，现在教育、医疗、科技都在喊增加经费，从哪儿去弄这些钱？我觉得我们政府能不能节约一些呢，党政机关能不能带头遏制行政管理费的不断飙升？

　　降低行政费用大有潜力

　　《21世纪》：您觉得遏制行政管理费的飙升势头，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任玉岭：要认真调整现有的财政配置结构，改变“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积习，减少行政管理经费在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例；要限制机关异地开会行为，大力减少官办论坛，对所谓的“横向联系”和调研考察要从严掌握，并在财政上做到总量控制；解决政府超编，减少政府冗员问题。

　　同时，要严控各级首长基金和首长批条经费。机动资金安排量不宜过大，机动资金的使用要明确，细化支出项目，加强财务监督。

　　《21世纪》：反对行政办公经费铺张浪费的努力，以前政府也一直在做，但收效不大。您觉得行政办公经费真的能省下来吗？

　　任玉岭：思考问题时，我也没有把握。但2005年，湖南衡阳县从行政开支的正常预算中，挤出200万“接待费”、300万“会议费”及800万元预算外的“领导批条费”，共计1300万元，一举解决了多年来教师和乡镇干部工资被扣发的“老大难”问题。从这一例子来看，降低行政费用是大有潜力的，一个中部地区并不富裕的县尚能如此，全国2000多个县、600多个市、40多个省和副省级单位都动员起来，能省多少钱啊!

　　这几年的提案在说同一个问题

　　《21世纪》：2003年两会，您最早关注乡镇欠债问题；2004年两会，您提出要精简乡镇机构；2005年，您提出“精官方能简政”，并提出当年中国官民比达到历史最高的1∶26。这些提案和发言在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政府部门的不同意见。今年您这个提案会不会引起一些政府部门的反弹？

　　任玉岭：当我在提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有心理准备，肯定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者。

　　说句实话，这几年我的几个提案实际上是在说同一个问题，但我不能老用旧词。

　　2003年，我搞调研的时候，发现很多城市、很多乡镇欠债，有的真的是肆无忌惮，反正这任领导举了3个亿债，下任领导又举了5个亿债，就这样，几任下来，也许5年，一个地级市就十几个亿债，一个县一般都上亿债，乡镇就上千万债了。后来发现，举债多数都是在搞政绩工程，应该遏制；另外，一些地方、乡镇没有什么税收，干部真的是买官卖官，其它地方不好安插，就往乡镇安插，所以2004年我就提出要精简乡镇机构；但是又发现这乡镇机构很难简，每减一次就膨胀一次，精兵减政减不下去，2005年我就提出要减官，“精官方能简政，简政必须精官”。

(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