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风凭借力，一飞入青云

　　——漫谈我国航天经济的战略价值

　　文/韩立岩 宋可为

　　“神州六号”载人飞行的试验成功，引起举国欢腾和世界注目，“航天经济”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航天经济究竟具有什么价值，尤其对于金融界又意味着什么，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始于军品生产，兴于军民结合

　　虽然“航天经济”在近两年来才被业界与学术家关注，但实际上我国的航天工业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她是伴随着我国国防工业的起步而产生的，先后经历了单纯军品生产、军民结合以及由国内走向国际市场的三个发展阶段。

　　我国航天企业的前身——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于1956年10月8日成立，标志着以导弹研制为中心任务的我国航天事业正式起步。当时由于国防安全的紧迫要求和社会资源的相对缺乏，军品生产成为核心，无暇顾及民用产品，更没有产业化的概念。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航天科技的发展需求拉动为我国半导体工业、电子工业、原材料工业、仪表工业等关键新技术产业提供了发展的有利时机，导致我国产业结构的首次变革。而后航天工业从研究院层次发展到专门工业部领导下的高度计划组织和高度专业化的庞大的产业层次和企业集群，形成了从导弹技术到全面空间技术的，沿续至今的部、院（局、基地）、厂（所）三级管理体制的完整的航天工业体系。

　　1977年以后，我国航天工业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以向太平洋海域成功发射高精度洲际导弹和“一箭三星”（即一枚火箭同时携带三颗卫星）上天等为标志，我国航天事业翻开了新的一页。但由于前十年航天产业规模过大，国内外大环境又处于一个相对和平时期，航天企业的军品任务不饱满的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于1982年1月明确提出了国防科技工业要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军养民”的十六字方针，它成为二十年来我国军工企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航天科技产业化的展开，推动了我国新型复合材料、特种合金、微电子、计算机控制等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迅速发展，航天经济的效应逐步体现出来。

　　1985年，我国政府正式宣布将“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投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美国研制的“亚洲一号”卫星，目前已将几十颗国外制造的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在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不断取得佳绩的同时，我国航天工业内部却酝酿着一场危机。当时我国航天科研人员待遇普遍偏低，外资企业以高薪不断挖走国内航天人才，航天系统人才外流现象极为严重。关键时刻，1992年9月21日，《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得到了中央决策层的批准，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实施。这是我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工程，代号“921”。由于政府及时启动了“921”工程，并在此后不断投入经费，航天人才流失的局面得以扭转，科研人员的平均年龄逐年下降，航天工业又迎来了新的历史性发展。

　　1993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为实现航天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原航空航天部改为航天工业总公司，对外称国家航天局，可代表中国政府签订航天领域政府间的协定和协议，组织参加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和政府间的科技交流合作。这一举措为我国航天企业进一步转变为经济实体，直接面对市场经济作好了准备。

　　1999年，随着军转民战略思想的进一步落实，本着将政府主导的航天系统转化为具有一定竞争性的航天产业的目标，提出建立两个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的公司实体的实施策略，原航天工业总公司拆分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近年来，两家集团公司旗下有约10家公司在A股市场上市，筹集的资金主要投向了与航天事业有关的领域。

　　航天产业在实验和应用卫星主战场的飞跃，以及载人航天科技的发展，对我国移动通信、光纤通信、生物工程、海洋工程、微电子、新材料、工业过程控制、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神州一号”到“神州六号”，航天经济效应正呈现规模递增的变化。目前中国每年在航天产业的直接投入达到上百亿元人民币，粗略估算，对航天领域每投入1元，将对整个社会产生8至14元的带动效益；随着技术扩散效应的进一步发挥，航天产业及其直接相关产业将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效益。

　　航天技术的二次应用与经济增值

　　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看，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和发展教育事业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手段，也是首要国策。发展航天经济不仅旨在国家的长期安全和战略发展，还可以有效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航天领域的科技水平和产业能力，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之一。

　　从国家层面看，发展航天经济可以通过重点项目推动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研究；在市场层面，可以通过军民结合和技术扩散加快技术市场的建设和产学研一体化的系统集成，可以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大量的原创技术与派生技术从各个层面推动产业的技术进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持续产生连锁效应，形成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良性互动。因此航天经济的战略价值在于研发过程产生的大量的知识产权、国防专利与专有技术；在于相关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在于后续产生的规模递增的市场回报。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樊纲强调，对太空的探索和研究需要很多方面的技术、工业、制造业方面的支持，因此它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带动各行各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航天技术是综合性和集成化的高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技术能力和产生的技术成果可以广泛地运用于国民经济的其他产业部门，引发并促进他们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产生深刻的二次经济效益。航天产业的渗透及二次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主要包括通信、数据处理、环境保护、能源开发、医药、居民消费品、一般工业制造与加工以及运输等领域。

　　以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为例。该计划虽然耗资250亿美元，但美国宇航局将宇航技术中的材料、能源、通信和控制等技术向民用项目转移，获得直接利润达520亿美元。美国几乎所有的技术领域都从登月计划中受益，并带来了超过20,000亿美元的经济增值。美国在发展空间技术的时候计算机技术还不发达，因此在计算机研究方面投入了巨额资金。很快，从航天到民用工业的各个领域，计算机软、硬件以及相关的信息技术都迅速发展起来，推动了整个工业乃至全社会的信息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计算机信息产业飞速发展，成为推动形成新经济形态的主导力量。

　　国际航天商业委员会主席斯科特·萨克诺夫认为，由于航天产业及其卫星服务业涉及的范围广，而且种类繁多，小至沃尔玛连锁超市的IT网络，大到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火星探测任务，甚至包括美军在伊拉克军事行动，几乎涵盖军、民、商的各个领域，因此其产业规模之大不足为奇。

　　因此，民用工业企业对于航天计划的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可以从两个方面直接获益：一是建设、激活或者完善企业研发体系与技术创新机制，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与专有技术；二是提高产品执行的技术标准，向国际先进标准看齐，并提高企业在批量生产中的质量管理水平。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提供的一份报告表明：我国近年来的1000多种新材料中，80%是在空间技术的牵引下研制完成的；有近2000项空间技术成果已移植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

　　厚积薄发，航天经济的觉醒

　　在今后的十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的航天经济将在基础研究、民用产品和资本市场等领域有较大发展，“神州”系列和“嫦娥计划”的实施，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推动效果也将逐步显现出来。

　　第一，航天尖端系列项目持续带动经济发展。以“神州”和“嫦娥”等项目为龙头，国家在基础研究和技术预先研究方面的投入将持续增加，这在中长期科技规划和“十一五规划”中有清晰的阐述。国家通过973项目、863项目、国防预研项目对于航天科学基础和技术基础的创新和积累提供有力的财力支持。这个创新体系的技术效益决定了航天产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和发展能力。科技成果转化为民用后，衍生出的市场价值更是难以预测。因而，航天产业对于其他产业的带动效益，远比其直接产生的回报高得多。在“神舟六号”飞船的整个研发过程中，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技术研发，独立自主地完成的，拥有大量自主知识产权。载人航天器的发射具有高度的技术集成性，不仅直接推进几乎所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还可以带动近几十个传统制造业的产业发展。例如，服务于神舟飞船研制的上下游企业及技术研究机构有上百个，相关的协作单位更多达几千个，载人航天科技将进一步拉动新材料、生物、医药、现代农业、通讯、数字化通用设备等产业快速发展。

　　第二，政府将加快航天产业的市场化进程。有研究表明，中国航天行业在政府主导下正在有序地展开商业化进程，形成公共品和竞争性商品有机结合的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新兴产业链。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的研究报告认为：我国的航天产业还是主要服务于我国的需要，“目前及未来的10年内航天技术仍将以国家行为为主，采用国家投入与指导下的商业化(市场化)运行机制。”2000年发表的《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也称：“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实现产业化和市场化”，是“远期(今后20年或稍后的一个时期)发展目标”。在促进经营主体多元化方面，国家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前不久出台的《非公36条》中提出，在航天某些元器件的制造和采购上，会考虑非公经济的作用。尽管航天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高技术性等特征，但是民用企业的进入是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作为战略性龙头企业，航天集团企业将加快市场化发展。2004年4月27日，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在财经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两个1000亿的目标，即集团公司总资产在2005年前达到1000亿元、总收入在2010年以前达到1000亿元。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许达哲说，中国共发射了数十颗气象、资源、通信、海洋卫星，载人航天工程也有了良好开端，但目前很难准确测算出航天究竟创造了多少产值和利润，今天的百姓生活已经一刻也离不开航天科技。

　　第四，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和引入金融工具。在资本市场上，我国航天企业将加紧进行股份制改造，打破行政性壁垒进行资产重组，形成在国际航天和民品市场上发展市场份额的能力，争取在国际竞争中更大的发言权。中国航天信息中心的研究成果提出，航天企业除了一部分对国家安全极为重要者(航天总体设计、总装部分)有必要作为国有独资公司之外，其余都应改造为股份制企业，并且一定要实现股权多元化。航天产业的市场化与民用化发展，对调整与改革中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出了长期利好消息，对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信托与保险机构、金融中介机构提出了持续增加的需求。

　　我国航天经济厚积薄发，近年来连续取得历史性突破，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更是前景广阔，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其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航天技术力量雄厚。从历史上看，在航天集团的5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向航天企业输送大批优秀的本科以上毕业生，科技项目的实施中培养出了大批的技术专家。今天两大集团拥有员工近20万，其中专业技术人员接近45%，两院院士高达50人，如此雄厚的人力资源是其他任何产业无法比拟的。客观而言，航天系统在“高、精、尖”科技领域中的人才储备确实具有世界第一流的水平。

　　第二，航天企业形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装备，尤其积累了领先于各个产业的技术资产。在国家的有力支持下，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航天企业每年坚持技术改造，尽管受到“巴统协议”限制，我国仍想方设法为航天企业配备了一整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设备和仪器仪表，航天企业的硬件设施在国有企业中是出类拔萃的，而通过各种国家科研项目的资助和企业研发的长期投入所形成的技术资产在所有产业里首屈一指。

　　第三，航天企业享受国家政策扶持。作为国家战略性行业和支柱产业，航天企业无论如何都有存在的必要。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用以扶持我国航天企业。如“三线企业”在民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增值税实行先征后返、免交企业所得税；多年来持续保留相当数额的政府拨款用于航天企业生产设备的技术改造等等，为航天产品的市场竞争提供了极大的支持。2002年，国务院为扶持国有军工企业脱困重组，专门出台了七号文件，为军工企业的发展不仅从宏观上提供政策、方向性指导，而且具体到各个军工企业（包括航天企业），在今后五年内都将享受到数额较大的政府拨款或优惠贷款。

　　第四，具备集团优势。长期以来，中国航天的传统精神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这其中的“大力协同”即指航天企业的“群体优势”，它对我国航天事业的创建、发展起到过巨大作用，如今，它将在航天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第五，市场潜力巨大。由于历史上对航天技术开发的重视和对航天技术商品化的忽视，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大量的航天技术发明“沉睡”在各个研究所中，而市场上却需要具体实用的产品，两者之间形成巨大的空缺。将已有的航天技术产业化商品化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非常可观的潜在市场。

　　吸纳民营企业，迈向资本市场

　　作为一股新兴的经济力量，航天产业必定在其形成和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提出融资要求，调整资本结构，这将有力地促进金融发展。那么这一过程能为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机会呢？从历史经验和公司金融理论上看，航天产业的研发、创业、商业咨询、公司的兼并收购重组、上市融资、利用金融工具的风险规避等活动都会日益活跃，这就为相关金融业务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例如，投资银行的购并重组业务和新股上市发行、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进入航天产业、非寿险市场面向航天产品的业务展开、相关的行业投资咨询等等。而且这些商机将随着潜在航天市场的开发和航天技术的进一步商业化而变得愈发诱人。

　　据国际权威部门预测，未来5到10年内，航天技术产业的市场规模将逐年扩大。到2010年仅卫星产业年收入就将超过2000亿美元。这使得国际航天市场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由此也导致各国航天企业原有的市场平衡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新的市场空间又需要更雄厚的实力去拓展。于是一方面，业内航天企业会积极实施上市与资产重组，另一方面，国内外民用工业企业将获得新的投资机会。

　　1997年，波音兼并麦道，成为世界第一大航空航天集团。1999年10月，欧盟力促法国宇航马特拉公司与德国宇航、西班牙航空组建欧洲航空、防务和航天公司(CADS)。2001年，俄罗斯政府计划未来5年里对全国1700家军工企业进行合并和重组。据美国《空间新闻》周刊报道，全球卫星通信服务2000年营业收入排在前20名的卫星运营公司几乎都在实施公司重组，重组方案包括在全球寻找战略合作伙伴、上市融资、交叉拥有股权和全面调整公司业务。

　　这些兼并收购活动一方面会形成国际航天大公司强强联合的局面，另一方面会造成资本市场的波动，如兼并收购前后股价的波动，股票种类和数量的变化等，都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们和投资银行带来获利的机会。

　　在“军民结合”和“寓军于民”的方针影响下，我国航天相关产品加快向民品逐渐转化与扩散，社会资本加入进来，政府对航天产业的投资比重相对降低，完全依靠政府“吃饭”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我国航天企业需要主动开发航天产品市场，寻找有效融资途径，重组公司业务，这给资本市场带来新的契机。

　　原属国有的航天企业在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会形成一批新上市公司。航天企业通过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和增发新股，可以扩大融资渠道，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提高运作效率，加快航天技术商品化和航天市场扩大的进程。我国沪深两市的航天板块目前有约十家上市公司, 其中既有上市几年的“老兵”航天机电、航天科技和航天晨光，也有2003年挂牌的“新丁”航天动力和航天信息，还有半道重组归入航天队伍的航天通信、航天长峰、火箭股份和中国卫星。“神州六号”和“神州五号”相继成功的利好消息，促使我国股市的航天板块全面“飘红”。在经历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新的航天题材的公司上市，无疑会给我国“阵痛”之中的股市注入新的活力。

　　场外的产业发展基金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1995年由解放军总装备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发起成立的中国航天基金已运作十余年，该基金接受海内外企业、团体和个人的自愿捐款，支持航天学术研究和技术开发，资助航天科技交流活动、人才培养及航天科学普及工作，奖励航天战线有功人员，专职管理以载人航天工程名义进行命名、冠名的捐赠。但是，目前的中国航天基金是非盈利性的，完全不同于资本市场上各种投资基金和产业基金。今后应当以此为基础，将这一基金品牌向着专业化和系列化发展，大力发展行业性投资基金和产业基金。在航天技术向民品扩散的过程中，中试阶段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会对面向航天产业的风险投资基金提出较大需求，因此培育懂得航天技术特性和了解市场需求的专业队伍，对于风险基金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航天经济的高投入和高风险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营企业投身于大型的航天项目，但是航天经济的丰厚回报又对他们形成了无法抗拒的诱惑，这就对于资本市场提出了新的需求。依托现行的信托法，我们可以开发“航天信托投资基金”(Spaceflight Investment Trust)，面向公众发售，用于支持民营企业进入航天产业。其架构设想见图1.

　　航天信托投资基金架构设想

　　航天信托投资基金由服务航天产业的投资公司发起，通过向投资者发行投资信托凭证获取资金，然后将资金投资于具体航天产品，而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上交易所持有的投资信托凭证。通过航天信托投资基金，发行公司可以分散航天产品的投资风险，既为进入航天产业的民营企业提供资金，又为投资者提供分享航天经济高额回报的投资机会，由此在资本市场中而形成双赢的局面。

　　非寿险业向航天产业的倾斜，也是值得关注的。航天技术在开发过程中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特征，无论是技术实验还是商业运行，航天飞行的可靠性都显得尤其重要，一旦出现损失，就是数额巨大，会给经营企业带来致命性打击。因此对于相应的工业保险产品的需求就更加迫切。这对于组合保险和再保险都是发展机遇。航天技术的产业化过程中，还有来自高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的风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航天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时效性强，更新换代快，如果不能及时搞好市场定位，及时推出适用而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就有可能导致公司经营失败。航天企业也需要相应的保险产品来规避风险，如此必将形成新的潜力巨大的保险市场。这一切都涉及到金融风险分析模型的构建，技术项目价值的评定等方面，而保险价格的合理与否也直接影响到航天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否顺利进行。航天产品的高资金投入、高科技含量和高风险的特性，给保险公司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金融和保险咨询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总之，航天经济的崛起为整个经济带来现实利益和更为诱人的战略价值，更为发展中的资本市场带来挑战和历史机遇。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