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媒体和话语权力构成了后现代理论一个古怪的维度，它断言这比极权主义下的肉体训诫更神通广大，也更愚昧。这是一个叫福柯的爱滋病患者的发明。他在1960年说了这番话。他的观点在有新闻舆论导向的发展中国家非常受欢迎。就像艾滋病在发展中国家受欢迎的程度一样。

　　实际上，作为一个需要阅读一点国外新闻的新闻工作者，当我看到国外媒体对我们的祖国一些很严重的偏见，也感到非常气愤。有一个叫李希光的人用“妖魔化”定义了这种行为，我们于是有底了：西方是偏见的，也是傲慢的。我们是应该委屈的，而且应该是对抗的。

　　凤凰台的《锵锵三人行》也讨论过媒体偏见的问题。节目里那些曾经侨居国外的嘉宾证实：西方大报是有着很严重的媒体偏见，比如它们会煽动一些子虚乌有的新闻，碰到壁，他们一般会默不做声，不发出任何道歉声明。当遇到同自己国家利益，自己的意识形态不一致的事实时，它会回避绝口不提。事实宛如空气，可以视而不见。

　　不过，转念一想，这种真实的西方媒体偏见众口一词被认为是“西方中心论”的文化背景，但为什么不可以是来自新闻自由市场的简明规律呢？比如说，如果中国的新闻市场和美国一样，媒体运作只需要遵守自由市场的游戏，那么中国会不会呈现出某种“中华中心论”的偏见呢？中国媒体会不会讨好并讨巧中国的新闻消费者呢？比如，中国的“对日本不满”的报道是不是会大增呢？因为毕竟，民族主义者的购买力不应该被报纸老板忽略。也许，在中美状态一样的前提下，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也会被其他国家的委屈者们打上同样妖魔化的标签，招惹上同样的指责。

　　请原谅我浅薄的换位思考心同此理。

　　与时间有关的两种偏见

　　严肃的新闻教科书都承认，即使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媒体也会存在某种偏见（如Campbell2002的教科书)，但可惜的是，没有给出统一的分类。也许是因为分类标准把捏的准确问题，更重要的是逻辑能力的缺乏。

　　实际上，我所接受的，媒体偏见一般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熟悉的意识形态偏见。在谁对谁错上纪律性很强。西方的左派和右派也是这样，比如美国总统选举，克里和布什对同性恋婚姻的道德意识形态的争论。比如，对布什减税政策的争论。比如几年前在克林顿绯闻案中的吵闹：右派支持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认为他是个撒谎精。左派认为这是共和党的政治迫害。布什的减税也是这样，左派认为这是满足富人的请求，而右翼则认为这是里根主义的荣耀再次降临。

　　另外一种偏见，叫“构饰”（对应的英文叫spin)。spinastory,即制造出一个令读者印象深刻的故事。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每个记者都有这么一种冲动，平庸和千篇一律的是罪恶的，吸引眼球是唯一的。

　　必须承认，在市场化的媒体里，构饰现象是一种天性，很难避免，因为那些对于简讯和官僚主义通稿感到厌恶和憎恨的记者，其实潜在地总有为了迎合构饰的欲求来达到新闻故事的丰满，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者得到一个明确的见解，从而获得一种阅读上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广告和发行量的先导。比如我们媒体最近在健力宝张海事件上（以及中航油事件）的多种口风。追求故事的隐秘已经成为最大的卖点。

　　不同的是，这两种偏见，存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一种是“前意识”，即报社老板本人拥有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喜好，比如他是个右派，凡是对资本家阶级的指责他认为都是荒谬和无耻的。如果他是偏左并青眼于弱势群体的，他就会大讲责任和良心。这种偏见在新闻还没有发生前就存在了。这是新闻供应者的意志。

　　而另一种偏见体现于记者的操作状态。是在追求新闻“猛料”过程中的自然流露。一两个线索能引发一桩重大的意见(或是猜疑），有魅力的勾勒能强化阅读的生动和快感。读者印象深刻并强烈记住这份报纸以及这个记者。

　　这是新闻人必须从命的命运。

　　构饰的偏见来自消费者

　　构饰“存在”的依据并不是出自供应方面，不是记者的问题也不是老板的问题，而是需求的问题。

　　需求者——读者群他们是“有限记忆人”，他们的记忆空间不是包容所有的信息，而是有所挑选，他们的记忆存储是时常更新的，他们容易记住一些印象深刻的东西，并且他们还有先入为主的特征，即同一个题材第一个故事总比第二个故事更强烈，如果两个故事反映出的信息“可证性”是同等数量级的话。即如果第二个故事和第一个故事是唱反调的，并且第二个故事在证据上并不比第一个更可靠更活色生香，那么我们倾向认为第一个故事更俘获人心。

　　我们还要认为，新闻消费者可能存在两种，一种是有意识形态的，比如一些共产主义理想的老干部，他们只爱党报，或者一些智商可疑的年轻人，他们疯狂热爱美国和美式资本主义，尽管他们没见过美元。但是，在自由市场的状态下，这些人并不占主流。（AndreiSleifer2003）

　　另外一种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并且他们是贝叶斯信念者。所谓贝叶斯信念者意味着他们常常被一些新的言辞改变自己的信念和看法，简单的说，就是很主观的一个人。其实人人都是贝叶斯信念者，记得小时候我和我哥哥赌硬币，猜正面反面，谁对谁赢1毛，记得我叫了7次正面，但硬币显示得都是反面，第八次的时候我坚定地还选择正面，因为我相信整体大概率应该是偏向我的，如果一直都是反面，最终的数量集的实际概率怎么能达到1/2呢？第八次的时候我预期我的颓势要改变了，结局要翻盘了，这个信念如此强烈以致我不觉得每次抛硬币的概率都是1/2，而是觉得这一次正面的概率一定会超过1/2，尽管最后第八次的币面还是反面，我又输了。——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已经对贝叶斯主义者有一个大致的感觉。

　　在综合记忆有限的性质后，这些人的理论假定已经完成：记忆有限，无意识形态和贝叶斯信念。

　　让我们开始假设……

　　现在，我们假设市场上只有一家报纸，报纸的老板是有意识形态的。而报纸的受众就像前面假设的那样是贝叶斯型的，于是我们发现报纸将肆无忌惮地传播它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形在很多纯政府控制的媒体国家表现得很明显。（也就是说，自由市场里仅有一家媒体的情况，等价于国家控制）

　　因为只有一家媒体，媒体间没有任何竞争，而贝叶斯型的读者很容易接受意识形态的培育（尽管，他们事先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

　　于是，我们注意到，没有竞争状态下的纯意识形态报纸的新闻基本以简讯小稿为主，绝少有2000字以上的新闻报道，（注意，至于什么报告文学，领导指定报纸要发的讲话稿是不在其中的）因为它不需要构饰，不会编造新颖的故事结构和生动情节。这种快速简短的新闻方式也有成本和采写者激励机制上的考虑。当新闻写作的范围和深度缩小时，报纸流程中的操作成本（比如编采费用）和记者的文字操作成本（比如记者的精力和对报道的挖掘和构思）是很低的。

　　接着，当我们引入另一家报社加入自由市场后，竞争开始了。

　　我们假设所有的报社都具有相同的成本函数，相同的决策结构。在这种假设下，后来者的意识形态必然同原先那家不同。因为很简单，我们的读者是贝叶斯主义者，他们已经先入为主地接受了第一家报纸的灌输。读者们没有必要去更换另一种阅读策略。

　　我们已经谈到，如果存在竞争，必要要求新媒体老板的意识形态和老媒体的意识形态要有些距离。由于不同的媒体遵守相同的成本函数，对于贝叶斯主义者受众来说，他们接受意识形态的几率是相同的，这样从总体上看，意识形态的偏见是抵消的，那么社会主导型的思想偏向将得到纠正，但是媒体的“构饰”将强化。此时媒体的偏见不是通过媒体本身的意识形态偏见而是故事加强了偏见。

　　于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偏见两难选择就浮出水面：来自自由市场的竞争可以消除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但却强化构饰方面的偏见。这也是本文一直要说的中心论点。而且我个人认为，来自自由市场的构饰偏见要比意识形态管制好得多。尽管构饰并不是一个逼近客观真相的手段。但它容许竞争，只有新闻竞争才会有最后的真相。而管制连真相的门都摸不到。

　　构饰本质上是对新闻的典雅和严肃有那么一点点损害的。它弱化新闻敏感度和多样性，把注意力放在促进读者购买和提高对报道“记忆”上面。它的根源不是某种文化的唆使，而是来自自由市场的规律。作为一种弱化新闻事实进展，而强调控制新闻编写的方式，构饰是媒体和读者以及市场互动的结果。

　　著名的经济学家贝克尔的观点是本文的思想源泉。贝克尔曾经表达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种族歧视，认为竞争可以消除来自雇主方面的种族歧视但却不能消除甚至强化了来自消费者的种族歧视。雇主不用能干的黑人，雇主吃亏，雇主的生产效率就达不到最优水平。但如果有购买力的白人消费者不愿意光顾雇佣黑人的商店，那么还是雇主吃亏。雇主必须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偏见总能找到扎堆的地方

　　有一个著名的媒体偏见案就是美国的李文和间谍案。这是一起子虚乌有的指控。李文和是一个老实人，但他却被描绘成一个间谍，所有的媒体，无论是右派保守派还是左派自由派，都众口一词指责李文和是个危险分子，尽管他们的证据少得可怜，揭露的事实毫不缜密。是彻底的诬赖。

　　为什么竞争会带来这种结局？为什么媒体偏见在很大程度上不发生在意识形态多样性的事件，比如减税和克林顿桃色新闻，而经常集中在譬如李文和案件这类同美国外交事宜有关的领域或者同司法判决的领域，比如黑人篮球明星AllenIverson虐待妻子（AllenIverson被所有的媒体刻划成一个典型的黑人流氓，即使是一些黑人控制的地方媒体）案，还有汤普森杀妻案（所有的媒体都倾向认为杀妻成立，尽管从法律上看，是异常荒谬的）。

　　我们可以构造一个理论故事，来解答关于李文和案件的内在逻辑。首先，一家报纸，它突然从线人那儿得知李文和带走了一些数据磁盘，放在家中，尽管拉莫斯实验室很多人都这么干，比如李文和的同事彼得也曾经这么干，但彼得来自非洲某个国家，那里的人只对面包和水感兴趣，对武器没什么兴趣也没能力制造。于是，报纸的记者开始选择构饰的角度，李文和是个华人，而中国是个核大国，于是，构饰的故事出来了：李文和为中国窃取情报。这个故事非常有卖点，当报纸以头版登出这个消息，报纸迅速获得了回报，销售量和公众注意度以及其后潜隐的广告机会。一个ONESIDEPOINT诞生了，一种可疑的意识形态迅速被愤怒和正直的中国人猜度：美国佬在用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宣扬冷战和对抗，美国人的妖魔化策略是一种文化的自负和利益的侵犯。

　　当第一家报纸奠定了构饰的基调后，意味着这种基调已经对贝叶斯主义读者产生影响。现在后继的媒体有两个选择，一种是继续构饰细节，比如捕获一些间谍交易细节和李文和秘史，来迎合贝叶斯主义者的基调，放大故事细节来促使读者愿意购买后继者的报纸。但并不意味着构饰的走向就一定符合以上的“羊群效应”，如果后继者报纸掌握足够的事实和编写有力的故事来推翻此前的“构饰”，他们是愿意这样做的，因为他们构饰的东西更有震撼力更独家。

　　也就是说，当贝叶斯主义读者已经获得了基调，改变原先基调偏见必须存在一个条件：即相反的新闻信息足够强大，原来的新闻不是作为下一个新闻的线索来对待而是作为敌人来对待。但如果，后继者发现反面的新闻信息（片断）很小，不足以改变读者的成见，那么他们的最优做法是追随读者的成见，如果新闻信息大足够改变读者的基调，那么采用相反的构饰是最优的。选择的宗旨都是增强读者的记忆，挤进读者有限的记忆存储空间，增强读者对报纸新闻的关注和购买。

　　可惜的是，由于新闻追踪流程的原因，每天都要更新新的信息，每天都竭力诱惑读者的眼球，密集型的新闻轰炸背后的支撑却是“进展不大的事实”，于是评论作为一种典型的新闻构饰更多地被报纸所采用，只有意见没有事实（60分钟杂志鲁狄语）。

　　因为追求报道速度，新闻所获取的信息大多是小块的，不完全的，未经严密证实的，在小块的信息的进展下，即使存在反面的证据，作为对读者基调的迁就，也将被有意识的忽略掉。有些美国老新闻人奇怪，为什么媒体在30年来竞争越发激烈了，但写综述稿的人却越来越少了？报纸很少有综述稿和事件回顾性评论，报纸不愿意登对某个有争议的事件的整个回顾，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读者拿着综述稿对曾经的该报纸报道偏离进行回顾和清算。于是，这些回顾性的东西只存在于一些书中，在一些当事记者或有热情的作家们所写的“事后的”书里。

　　所以作为媒体人员，我们已经拥有了一种命定的悲哀：我们极其理想地希望自己的报道能消除自身和社会的偏见，但是我们往往制造出许多偏见。我们绝不是有意识地制造这些偏见，但是我们经常用高傲的姿态维护这些偏见。也许这就是一个记者：社会的倾听者，新闻的记录者，必须具有宽容和开放精神的原因吧。

　　来源：光明观察周刊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