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松管弦
民营后企业由衰转盛引发内部利益冲突财政局行文认定国有股权转让无效
2005年一年，张洁是以上访者的身份在北京度过的，尽管结果尚不明朗，但法律监督部门的介入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仍让这位曾被称作“流亡法人的中年妇女依稀看到曙光。
新源股改
张洁是原国营贵阳新源商场经理，该商场系贵阳市商委工贸中心下属国有
小型企业。1996年12月，贵阳市加快开放搞活国有小型企业改革步骤，新源商场成为改制试点之一。
新源改制分两步走：第一步保留国有股，先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待条件成熟后，再将国有股全部出让。经过广泛动员和精心筹备，1996年12月27日，新源商贸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随后，贵阳市国资局批复同意将新源国有股31．42万股按每股1．11元的价格转让给全体股东，公司即向国资局一次性交付国有股转让款27．9万元（一次性付款优惠20％）。2000年4月，贵阳市国资局与新源公司在市产权交易中心签订了产权转让合同，办理了国有资产注销登记。合同规定：产权交易前的债权债务由新源公司承担，企业的职工由新源公司安置。
2001年11月初，贵阳市财政局发出“关于终止委派贵阳新源商贸有限公司国家股股权代表的通知，明确：“鉴于你公司已无国有资产，决定终止委派你公司的国家股股权代表。贵阳市工商局也将该公司的注册案卷移交该局“个体私营处管理。至此，新源公司完成了民营化的转变，张洁也由国企公司经理变成民企老板。新源改制经验的书面典型材料被省政府体改委汇编成册，在全省广为散发和推广。
民营化后的贵阳新源迅速由衰转盛。然而，由于职工观念转变滞后等弊病埋下祸根，公司内部利益冲突引发了“要么恢复国有，要么均分股份的“内讧。2001年8月，由几名退休职工发起，冲进公司办公室抢走印章和部分财务资料，并到市政府上访，高呼“恢复国营，声称不做“没娘的孩子。
股改推倒重来
2002年1月，市财政局根据市长办公会的有关决定，行文认定新源公司1998年国有股权转让无效，同时认定在事实上已以民营企业身份经营了近4年的新源公司仍属于国有控股性质，并授权市商贸投资控股公司对新源公司国家股持股经营。随后照原价退回了职工1998年受让国有股的款项，却没有考虑新源公司职工受让国有股权走上民营之路后，企业苦心经营带来的资产增值。由此，在新源公司与财政局之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民告官讼争。
2002年7月初，新源公司领到贵阳市中级法院落款日期为5月28日的终审行政判决书，驳回其要求撤销市财政局有关文件的上诉。判决认定：市财政局决定1998年新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无效，授权市商贸投资控股公司对新源公司国家股持股经营，是对原市国资局有关文件的否定和撤销，属其自行纠正错误的行为。
接到法院的终审判决，新源公司的最大股东兼公司执行董事张洁的第一反应就是向法院递交再审申请书。
新源公司在其再审申请书中认为“一、二审判决未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诉争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而仅以该行为是行政机关自我纠错为由，维护该行政行为。二审判决为诉争行政行为寻找合法性依据，其审判行为已严重违反《行政诉讼法》，依法应予以撤销。
此事“绝不应该”
在本报等中央媒体的持续关注下，贵州省人大内司委于2003年10月特别函转“关于贵阳新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诉贵阳市财政局不当行政一案相关材料及该委2003年第三次主任委员办公会议纪要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就此对该案进行了复查，认为：原一、二审判决确有不当，应当纠正……由于本案涉及贵阳市政府的原因，为避免该案改判后引起的波动，出现不稳定情况……在未与贵阳市人民政府做好协调工作前，不宜立即启动再审程序。
在案情没有太多进展的情况下，一年以后，也就是2005年5月18日，省人大内司委再次函转“关于贵阳新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诉贵阳市财政局不当行政一案相关材料及该委第六次主任委员办公会议纪要到省高院，该院回复认为：贵阳新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2002年1月恢复为改制以前的状态，已经营3年多，如再通过判决撤销贵阳市财政局的行政决定，让该公司重新回复到改制后的状态，将难以取得好的社会效果。另外，新源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9月11日更名为贵阳新源商贸有限公司，并于2004年10月向我院提出了撤回申诉的申请，因此，不宜对该案进行再审改判。
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晓明认为，显示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别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私营经济在当地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李晓明说，这类案件如果处理不当，只会对本地的国民经济发展造成潜在的更大伤害。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委副主任刘永年认为，新源案从产生到结果都体现政府包办和干预的浓厚色彩，作为主要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政府机构，此类“越位行为应该是越少越好。
而在对这场因政府红头文件出尔反尔而引发行政诉讼的反思中，观察人士更多地强调应将落后地区政府道德建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胡晓登认为，相关理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实践一再表明：以公平、公正、诚实、信用、法制、人道、廉洁等为核心的政府道德建设比修路架电减税让利更为重要。
胡晓登说，作为贵州省惟一的较大型中心城市，贵阳首先应该成为这个内陆省份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成功的样板城市，努力肩负起带动、示范、凝聚、辐射的功能，成为贵州通向外面世界的信息场和外界认识贵州的窗口。
新任贵阳市市长袁周曾在一次公开场合高调表示，贵阳市国企改革步伐太慢，进度迟缓，他的理想目标是：小型国企“百分之百民营化。而当本报记者以新源公司改革倒退为实例听取他的意见时，袁干脆地回复：此事“绝不应该发生。
但新源风波的最终结局，却远非袁市长的一句评判来得轻松。 (责任编辑：孙可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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