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在两会上透露，中国政法大学今年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人口比例确定。计算方法是：用今年学校计划招生的2000个指标除以13亿，再乘以省份的人口数，基本上就是下达到各省的指标数。在此基础上，考虑国家开发西部的政策、生源质量、地域因素等，确定本科招生分省计划。据悉，这是全国首所按人口比例下达分省招生指标的高校。（《新京报》3月11日）

　　这是多年来关于高考录取公正的最重大新闻。这些年，社会各界对高考不公、国家重点大学招生名额“地方化”现象的质疑不断，但是鲜见有关部门正面回应。今日中国政法大学此举，堪称破除高招配额不公的破冰之举。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科学合理地把招生计划下达各省，使考生能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而实现“起点的公平”。诚如有论者所言：一所大学，如果只是把“社会责任”挂在其校长的嘴边，却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实践教育公正，又怎能教会学生担负社会责任、追求社会公正呢？徐显明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而是全中国的政法大学。”诚哉斯言，信哉斯言。

　　针对政法大学的破冰之旅，《新京报》记者分头采访了国内部分高校的校长。有的说“应该得到尊重”，有的认为“有助实现教育大众化均衡化”，有的说“虽然好但是很难推广”——正因此，也就更显出中国政法大学的可贵。“鹤立鸡群”在中国通常需要付出代价，无论是个人沉浮，还是面对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以及面对国内同僚，都是如此。身体力行地坚持实践公平的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在中国，“言传身教”的传统失传也久矣。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甚至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不一样这种人格分裂也久矣。更有甚者，丧失了基本的是非善恶标准，公然为社会不公正辩护的“世风”也盛矣。

　　此间，我特意留心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北大是按照历史沿革确定分配给各省的指标，“实际上北大在西部地区的招生计划比按照人口比例确定的还要高。”

　　2004年北大招生计划总人数是2599人,北京713人,天津75人,河北74人……海南18人，广西41人，四川99人，重庆69人,贵州28人,云南46人,西藏10人,陕西71人，甘肃36人，青海16人，宁夏24人,新疆40人（其中10人为医学预科），辽宁89人，广东64人。北京的生源占到 27.43％。

　　如果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按人口比例确定招生计划，西部地区的招生名额分别应该是青海10人、甘肃51人、西藏5人、海南15人、广西89人、贵州70人、云南85人、宁夏11人、内蒙古47人、新疆38人、四川166人、重庆61人。如此看来，“北大在西部地区的招生计划比按照人口比例确定的还要高”，也就只有青海多出6人、西藏多出5人、海南多出3人、宁夏多出13人、新疆多出2人、重庆多出8人，共37人，也就是“意思意思”做做样子，而其他同是西部地区的名额，却被大量调配给了东部发达地区，比如北京。

　　北大领导前些天还在抱怨北大收费太低了，他说：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越是名牌大学，收费越低。这我就搞不懂了。试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公立大学校长，会抱怨收费太低为一校谋利的？别说是公立大学，就是一般私立大学校长，作为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塑造者，对于平等、自由、公正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应该有起码的敬畏之心吧？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