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张明

　　运用汇率手段调整制造业和服务业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是预防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的两招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近来国内媒体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把知青返城算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失业高峰，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工人下岗是第二次失业高峰，那么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较好地解决的话，就有可能诱发第三次失业高峰。

　　失业高峰的说法看似耸人听闻，因为失业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很突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失业率的确存在周期性波动的趋势。失业高峰即将到来的征兆是：宏观经济出现拐点——从高涨转为紧缩、企业利润率普遍下降、产能过剩的问题突出。由于当前这三个现象都已经出现，我们的确要担心并防范新一轮失业高峰的到来。

　　要合理应对失业高峰的到来，就必须搞清楚导致高失业现象的根本原因，然后对症下药采取相应措施。中国的高失业是结构性失业，即主要是非熟练劳动力的失业。非熟练劳动力包括农民工、加工贸易型企业里的工人等，主要是指进入门槛很低的劳动力，对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的要求不高。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熟练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因此不存在熟练劳动力大规模失业的情况。

　　有人可能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是个反例。但是这也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大学生就业难主要体现在沿海各大城市，而内地和西部地区存在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就业机会。

　　人口多并不是中国失业率高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中国高失业的根源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不平衡，制造业比重偏高，服务业比重偏低，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相比，天生具有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制造业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度。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改革开放前，一个工人可能只能同时操作两台机器，而目前，一个工人也许能够同时操作五台机器；在改革开放前，一个理发师每天能够给20个顾客服务，而现在，理发师每天仍然只能给20个顾客服务。换句话说，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比，天生具有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力的优势。

　　但是由于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长期内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通过低估汇率来促进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发展。抬高了制造产品相对于服务产品的价格，从而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从服务业转向制造业，从而导致了我国当前制造业产能过剩、而服务业发展不足的局面。而非熟练劳动力的高失业现象，从很大程度上而言，恰好是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一种副产品。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了城市和农村之间劳动力的流动，造成农村存在数量庞大的隐性失业，这部分失业人口可能有2～3亿左右，而且并不进入官方的失业统计数据。由于现在我国已经基本消除了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障碍，那么这部分隐性失业劳动力，就形成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这种非熟练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一方面导致了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十年内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城市的失业状况。

　　那么如何应对第三次失业高峰的到来？从上文分析中我们得到的高失业问题两个成因是：低估的汇率导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比例失调、农村的隐性失业加剧了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失业。那么，相应的对策就应该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那就是人民币适当、可控制的升值和加速城市化进程。

　　人民币在有序、可调整的前提下合理升值，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人民币升值能够改变制造产品和服务产品的相对价格，导致服务产品价格上升，从而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由于服务业天生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这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带来更多的就业。当然，美国要求中国对人民币进行快速、大规模的升值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制造业向服务业合理转型很可能被打乱，反而制造更多的失业。

　　必须承认，非熟练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一现象，在短期内是很难消除的。而在这一现象消除之前，非熟练劳动力的低工资水平很难得到实质性改善。要在中长期内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更快地推进城市化进程。如果劳动力依然滞留在农村，他们只能形成无效率的失业。而一旦进入城市，即使他们获得的是报酬较低和环境一般的工作，那也要比失业更好。政府应该考虑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赋予农民工真正的市民待遇。事实上，目前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已经不断缩水，针对农民工建立以收费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会给财政造成太大压力。只有通过降低农村劳动力数量，把农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到城市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水平，才能够改变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的局面，真正缓解城市非熟练劳动力的失业状况。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