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医疗服务和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现在变成了部分民间有良知人士的自觉行动；而更多拿着财政专项拨款的公立医院，却依然“高价”医治，无视身边孤独的探索者

　　本报记者　孙小静

　　去南昌之前，记者看到不少报道，是关于“中国第一个民营民工医院”的杭州“崇一医疗门诊部”———一个退休女医生的善举却走得那么辛苦，门诊部也“摇摇欲坠”。到了南昌，发现这全国第一家农民工定点医院其实也是一家股份制民营医院，政府并未拨款。

　　同是善举，却是一悲一喜。为什么？

　　杭州门诊部更多的是基于创办者的良心，以一己之力奉献农民工；而南昌广济医院更注重自身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从某种角度来看，农民工也许只是这家医院发展过程中的连带受益者。

　　不过，即使是广济医院，政府主管部门仍承认，它缺乏可复制性。这也可能是目前“农民工医院”仍然寂寥的缘由。

　　这里，显然存在一个悖论：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医疗服务和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现在变成了部分民间有良知人士的自觉行动；而更多拿着财政专项拨款的公立医院，却依然“高价”医治，无视身边孤独的探索者。

　　这是为什么？

　　一方面，社会上近半数以上的中低收入居民缺乏医疗保障，另一方面，各医疗机构的医疗费用高得惊人，表现为“药品价格虚高”和“医疗技术高附加值”等。其中，药价虚高现象最为突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医院作为差额补贴单位，允许从药品中获取15％的利润，然而，实际情况远超出这一比例。有调查显示，药品收入占医院整个收入的比率“高达50％”。“以药养医”，至今仍然是所有公立医院的生存之道。

　　“我们的药品定价值得商榷。”卫生管理部门人士曾对记者直言。而广济医院的彭建明副院长提供的数字更说明问题：我国目前药品达6万多种，经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论证之后，仍有大大小小药厂约4000家。每家企业都研制自己的新药，显然不现实。很多企业就以不同药名生产着同样的药品，并在互相“较量”中逐渐抬高了药品价格。有的药厂甚至通过将旧药“改头换面”达到提价目的。如病毒唑水剂包装每支价格不到1元，有的企业将其做成“冻干粉”，每支变成了10─12元。美其名曰“新型工艺、新型制剂”，其实剂量一样、药效一样，仅多了一道工序而已。像这样的药品定价，盈利空间之大无人监管，不仅造成药价虚高，也助长了“药品回扣”等歪风。

　　广济医院通过自主经营，从源头上杜绝高端药品的流入，从而实现了自己的“平价梦”，医院也因此一步步成长起来。而这一切，却是缺乏自主权的公立医院所不可企及的。

　　看来，有必要提示某些政府职能部门，推动整个社会公共资源的有效分享，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时只需要从一个个细节的改革入手。广济医院能做到的，我们的公立医院为什么做不到？究竟是哪一个体制环节出了问题？

　　其实，这样的话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农民工医院”这一点上。

(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