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家》研究中心《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课题组组长 王松奇 副组长 刘煜辉 欧明刚

    2005-2006年度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总体财务评价

    资产规模扩张速度明显趋缓,资本补充速度显著加快,大幅超过资产规模扩张速度。

    2003年,监管部门开始推行严格的资本监管。2005年,银监会祭出一道"生死令",要求在2006年底前,绝大多数城商行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否则将面临退市的危机。然而严峻而且糟糕的现实是,2004年年底,全国113家城市商业银行的总体资本充足率仅为1.36%,相反不良贷款率却高达11.7%。

    一般而言,商业银行弥补资本金缺口大致有五种调整办法:上市发行股票、发行具有资本性质的债券、通过银行利润补充、发展表外业务、调整资产结构。这五种方法中,前两种方式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操作复杂,对于绝大多数城商行而言可以说是奢望；而目前城商行的利润率普遍不高,通过利润补充可谓是"杯水车薪"。发展表外业务,对于业务单一、以存贷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城商行而言,也非一日之功。

    所以,目前调整资产结构,控制风险资产的规模,同时大规模引资(民资、外资)补充资本金是保证资本充足率尽快达标的一个最容易操作的办法。2003年全国城商行资产平均增速高达25.37％,超出资本增速7个百分点,表现出典型的粗放型经营模式,2005年,预计资本增速将首次大幅超过资产增速,高达24.88％,是同年资产增速的两倍。这是非常可喜的迹象,意味着城商行经营模式开始转型。

    资产质量显著改善,近30家城商行(不良率超过30％)初步摆脱了高危状态。

    数据显示,2004年,各地方政府为化解城商行风险投入的资金总额高达233.64亿元,其中弥补财务亏损19.86亿元,剥离不良资产50.07亿元,置换不良资产163.71亿元。全国有近30多家高风险状态的城商行通过政府的土地置换、贷款置换等方式进行了资产置换,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大幅度下降,初步摆脱了困难局面,甚至少数问题银行一跃成为了"指标意义"的好银行。

    从全国看,不良信贷比率从2002年的17.70%大幅下降至2005年的10％以下,全国117家城商行中,有11家趋身资产质量优良之列(不良率低于2％),2002年这一级别仅3家。此外,高危银行数量大幅下降,2002年超过一半以上的城商行(66家)不良率超过15％,而2005年这一数字下降了近一半。

    资本补充大幅提升,资本充足率差距悬殊,长期面临资本不足的困境。

    截止到2005年9月底,全国城商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仅为2.70％,其中核心资本比率为1.80％,相较2004年底的1.36％的水平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经过各方努力,提高了近一倍。全国城商行新增资本金近110亿,但资本补充呈现明显的马太效应,有近20家城商行补充过亿,中心城市的大型城商行占据了绝大多数份额。

    此外,按照银监会2004年新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全国117家城市商业银行中能够达到8%标准的仅有23家,67家城商行资本金严重低于这一最低标准(不足4％)。而在这67家城市商业银行中,还有42家的资本充足率为负数,根本没有抗风险能力。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商业银行补充资本的渠道包括留存盈利、增资扩股、公开上市、发行次级债券和发行可转换债券等。但对于城商行来讲,情况似乎并不乐观。首先,迄今为止,尚未有一家城市商业银行实现公开上市,并以此补充资本。以上市标准来衡量,绝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无法达到,尤其是在资产质量和信息披露方面；其次,根据监管部门的规定,只有上市银行才可发行可转债。城商行中目前也只有上海商行和南京商行这类与监管部门谈判能力强的准上市银行,分别获准发行了30亿元和10亿元次级债券。纵使一些城市商业银行达到了发行标准,也会面临巨大的发行压力。

    如此一来,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只能依靠留存盈利和增资扩股来补充资本金。但在城市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普遍不强,增资扩股无法频繁进行的情况下,可以预见,城市商业银行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摆脱"资本不足"的困境。

    近年来城商行盈利能力显著提升,亏损面大幅减少。

    近年来,城商行的盈利状况有了很大改观。全国城商行的平均利润率从2002年的0.33％稳步上升至2005年的0.65％,在全国117家城商行中,有23家预计2005年资产利率超过1％,达到国际好银行的水平,而2002年才1家。近50％的城商行能超过0.6％(监管标准),而2002年只有13家能达到这一水平。亏损面大幅减少,预计2005年只有5家城商行可能面临亏损,而2002年有近20％的城商行亏损。

    整体局面固然可喜,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近年来城商行整体经营环境的改善是提升银行绩效的重要因素。自2003监管当局实行严格资本监管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凸现,银行间市场利率低企,对于将同业市场作为重要资金来源的城商行,无疑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差。此外,部分城商行剥离处置不良资产,银行财务费用大幅降低也是原因之一。

    绝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未能按照五级分类的要求提足拨备。

    截至2005年9月,全国平均拨备覆盖率仅为21.85％,贷款损失准备未提足而产生的缺口高达519亿。全国117家城商行中,拨备能完全覆盖不良信贷的(超过100％)仅有8家,按照国际银行业拨备覆盖率70％的标准考察,也只有16家。近70％的城商行(87家)拨备严重不足(不足40％),其中,44家基本上可以说没有计提(不足15％)。

    从另一个视角分析,当前一些城商行的盈利水准也存在诸多水份。如果城市商业银行提足拨备,大多数银行将因此变为亏损,资本充足率大幅下降。无论是盈利能力,还是安全状况均将出现大幅下滑。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财务评价态势分析

    从规模态势分析,城商行盈利能力呈现一定程度的规模效应,然而一家银行的规模大小并非是银行盈利的最主要因素。

    我们把全国117家城商行按资产规模划分为三类:资产规模在200亿以上的共23家,划为大型城商行；其中北京银行和上海银行资产超过2000亿,接近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标准,也可将其归为超大型城商行；资产规模在100亿-200亿之间的共计26家,划为中型城商行；资产规模在100亿以下的共计66家,划为小型城商行。

    总体上看,城商行盈利能力呈现一定程度的规模效应,大型城商行好于中型城商行,中型城商行又强于小型城商行。然而一家银行的规模大小并非银行盈利的最主要因素。这一点我们从散点图可以看出,城商行的资产利润率与资产规模并没有显著的关联关系。在2005年度中国盈利最好的36家城商行中(资产利润率大于0.8％),既有杭州、南京、天津、大连、东莞等大型银行(资产规模在50亿美元以上),更多的是台州、金华、南充、焦作以及马鞍山等的小型银行(资产规模在5亿-8亿美元)。从一个侧面说明,社区银行仍然是、也完全可以是一种盈利性很高且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商业模型,规模扩张、上市、"捆绑"重组并非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惟一模式。

    其他方面诸如资产质量、资本、流动性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规模效应。就资产质量而言,大中型银行相当,但较明显地优于小型银行,反映出广大中西部二线城市的地方治理环境(金融生态)有待改善,就资本而言,大型城商行显著优于中小银行,说明大银行资本补充能力要强得多,目前大银行多数处于东部中心城市,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城市本身的辐射能力,是外资进入的主要关注点,在目前已经完成引入国外战略投资人的9家城商行中,除南充商行外,8家都是中心城市的大银行。此外上海、南京商行还获准发行了次级债。

    从城商行区域态势分析,分散于各地的117家城市商业银行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地理环境乃至地方治理都存在很大差别,地区差异一向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现象。分散于中国广袤大地的117家城市商业银行自然就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

    遵循一般分析模式,中国可以分成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本项研究中,我们根据近些年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变化,在以上基础上,做了些许调整。将经济最活跃的东部地区进一步划分成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和闽南四大经济区,内陆西部地区按照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划定为西部12省市自治区(包括广西、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中部地区将吉林和黑龙江划出,只包括中部六个省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东北三省单独成为一个地区。此外,由于北京商行、上海商行资产规模超2000亿,接近股份制银行的等级,在城商行中属于"巨无霸",为避免对区域平均的影响,我们也将其划开考量。

    从资产质量分析,地处长三角地区的城商行普遍优良,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司法公正、重商主义的人文传统支撑起良好的社会诚信文化,这是作为社区银行的城商行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土壤。相较而言,浙江的城商行资产质量又整体好于江苏和上海,截止到2005年9月底,浙江省内8家城商行平均不良率不足3％,江苏省内11家城商行不良率为4.61％,上海商行为4.55％,中国城商行所辖地区政府的强弱始终是一个影响资产质量的关键因素。令人稍感意外的是,一直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珠三角地区,其发达的经济基础与诚信文化的缺失极不相称。截止到2005年9月底,地处珠三角的仅有五家城商行中,珠海商行不良率居然高达53％,广州商行高达40％,湛江商行17％,东莞、深圳商行也接近10％。此外,早在2002年,汕头商行就因严重资不抵债而宣告破产,开了中国城商行破产的先河；2003年,佛山商行也因亏损累累最后被兴业银行收编,加之当下广发银行的财务危机,珠三角地区城商行的严重危机暴露了该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欠佳的境况。

    此外,内陆几大区域的城商行的不良率显著高于沿海地区,其中中部六省的城商行的,平均不良率高达17.25％,仅次于珠三角。东北三省由于近年来地方政府的积极努力,不良率由30％大幅下降至13％,许多高危状态的城商行危机有所缓解。

    就资本情况分析,长三角地区城商行平均资本充足率高达8.41％,已经达到监管部门8％的要求,当然若不计入上海商行的话,平均资本充足率为6.33％,离监管层要求还有些距离,这主要是由于苏北地区的大部分城商行资本金严重匮乏所致(江苏省仅南京和苏州两家城商行资本充足率超过8％)。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活力和优良的金融生态环境,是外资参股中国城商行最重要的选项,自1999年以来,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中心城市的大型城商行先后引入了外资,上海、南京获准发行了次级债,浙江省内的城商行的民营化运动也是资本金的重要补充机制。

    相较而言,中国其他地区的城商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资本金普遍匮乏,特别是珠三角、东北、中部地区的城商行多数都处于技术破产的状态。不过2005年以来,部分地区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引资和资产置换的城商行抢救运动,资本金补充速度奇快,东北地区城商行的资本增速竟高达70％,中部诸省也以4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不过即便如此,历史包袱依然沉重。

    就盈利能力和流动性而言,中国各地区城商行并没有表现出那么明显的差异。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城商行与东北和中部地区差异不大,长三角和闽南地区城商行的流动性稍强。这主要和目前大多数城商行市场定位模糊,业务模式单一相关联。(本文为原报告摘要)

    改善金融生态是城商行改革关键

    目前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大致占整个银行业资产规模的5.14%,虽然其市场份额不大,但却承担着为中小企业提供间接融资服务、面向城市居民提供金融服务和为地方政府基础(或公共)设施建设提供融资的三大任务。

    由于地方政府一股独大的控股地位和其它股东的地方性,降低了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和运行效率,也为一些地方政府干预城市商业银行的运行带来了便利,并为城市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埋下了隐患。从深层次讲,复杂的城商行问题背后反映出政经体制的沉重话题。

    由于在分税制下政府间税权和支出水平仍然由上一级政府决定,这就使得上一级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改变分配的规则,而上、下级政府的财政却是相互独立的,这样,可能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在各级财政之间比较,越往上级资金越充裕,越往下级财政越艰难。

    此外,在现行体制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委托人(中央政府)经常会把GDP、税收增长率、就业率等作为评价地方官员的主要依据。在这种政绩考核的压力下,一些地方政府自然会设法寻找财政收入的替代品。在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客观需要但正规制度又不允许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转而加强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控制,推行花样翻新的金融"创新",试图用金融手段来替代本应由财政手段发挥的功能。

    这些方式的诱人之处不仅在于还本付息压力不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实现,而且还有现阶段中国金融体系固有软预算约束做支撑。一届政府任期5年,而城建打捆融资贷款期限一般在10年以上,在没有法定的政府负债额度(比如债务依存度、公债负债率、公债偿债率和地方居民应债率)约束的情况下,这种偿还责任对举债者(地方政府)来说是标准的"软约束",它不但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无限膨胀,还是引致当下众多城商行不堪重负、危机四伏的重要诱因。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必须是自外而内的方式,地区金融生态是关键,地方政府是关键。即便是城商行引资重组形成了股权多元化的公司治理,如果不能有效摆脱地方政府这座大山,依然是寸步难行。如果说城商行的财务重组、引入战略投资人、股权多元化等等是"物理变化",那么改革地方政府治理、改善地区金融生态就是"化学变化"。

    "金融生态"是央行周小川行长近年来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借用生态学的理论,为我们理解金融体系的运行及其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彼此影响的动态关系,提供了新的科学视角。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2005年度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地方政府、经济、司法等构成金融生态最主要的影响要素。对地区金融资产质量好坏发挥着重要影响。城市商业银行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适例。

    简单将地区的不良率和估计损失率来代表一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我们发现外部金融生态环境之优劣是决定城商行经营绩效地区性差异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其中金融生态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政府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商行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中国地区相关私人部门经济总量统计数据的缺失,故此我们选取了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替代。一般私人部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更高,这或许是江浙两省之间的一些差别。实证证据显示,城商行的经营状况与地区私人部门经济发展显著相关。可以说,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夯实地区信用文化基石的积极效果。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城商行的经营绩效普遍不错。我们也发现,城商行的经营状况与地方政府一般性性财政收支的缺口高度负向关联,意味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是否充裕往往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它们对城商行施予影响的性质和强度。

    我们还发现,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善,以及在合法的融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由于四大国有银行在中国基层的撤并和调整、贷款权限的上收等使得地方金融出现空洞化,曾被一些地方政府视为包袱的城市商业银行自然就成为了地方政府获取金融支持的重要渠道之一。对于这些地方政府来说,控制城商行等地区仅有的几个融资渠道是缓解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的一种次优选择。

    因此,我们认为,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改善地区金融生态,使城市商业银行的面貌有一个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