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见习记者 左薇薇 本报记者 谷重庆 北京报道

　　3月16日，北京的天气已经逐渐转暖。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内，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对中国刚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公开了自己的解读，并评价了中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

　　竞争力不在于劳动力廉价

　　《21世纪》：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制造”也在全球日益普遍，这一方面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也引发了中国与国际经济环境之间的种种争论，乃至纠纷，例如最近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就表达了中国贸易政策的强硬态度，而欧盟也将在4月初决定是否对产自中国和越南的鞋子征收反倾销税。那么您如何评价现在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呢，尤其是中美贸易关系？

　　斯蒂格利茨：事实上他们所谓的倾销并不能称其为倾销，倾销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通常在美国，以倾销的名义都是要阻止该种商品的流入，但事实上这样做是有害的。中国所能做的就是要谈判，通过WTO来协商，澄清所谓“倾销”的事实。

　　中国要做的是显示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一面，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并不是源于外汇汇率或者是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是中国自己创造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是来自货币的被低估，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这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就能改变现有的贸易模式，但事实上，中国的纺织品等商品拥有很强竞争力的，就算货币升值5％、10％或15％，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即使中国停止出口纺织品，孟加拉国仍会出口，总之美国纺织品生产商的竞争压力不会因此而减轻，美国的贸易状况也仍然不会改变。

　　实际上，国际贸易不是简单的双边贸易，美国的赤字难道就源于中国的盈余？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中东又从美国购入商品，中国也向美国的波音购买了飞机，这是一个复杂的多边形态。所以这是一个误解，只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很难把它解释清楚。

　　这个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美国自身的经济政策。财政赤字表明政府在借债，公众的储蓄率为负值表明公众也需要借债，因此就向国外借债了，贸易赤字也由此而来。问题是在美国内部，不应归咎于中国。25年前，美国也是这样责怪日本的，情况非常类似，里根总统减税，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只是现在，这个矛头对准了中国。

　　《21世纪》：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出口增长十分迅猛，2005年出口同比增长28.4％，2006年预计数字为25％。但另一方面，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5～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竞争力近几年连续下降。这给人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一方面是低廉的“中国制造”以及由此生出的强大竞争力，一方面又是竞争力的下降，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

　　斯蒂格利茨：中国的竞争力并不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纺织行业的劳动力成本，孟加拉和其他一些国家更低。中国纺织品的优势在于高效的设备、技术熟练的工人、对市场的接近和它的质量等等。所以我不同意说廉价的非熟练的工人造就了中国纺织业的竞争优势。重要的是中国的收入增长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因此“十一五”规划提出了自主创新，将收入与创新联系起来，进而进行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

　　《21世纪》：中国模式与东亚经济存在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中国的加工出口主要依赖于外商直接投资（FDI），而非本土企业。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觉得中国现有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的优点和局限是什么呢？

　　斯蒂格利茨：外商投资是很重要的，其重要性并不是在于资本金投入的多少，中国已经有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所以不是资本金的问题，关键的是要学习先进的技术。要进入市场，就需要得到训练，中国要努力吸收这些技术和信息，下一步便是寻求更加独立，自主创新，生产自有品牌商品。像联想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公司，生产自有品牌的电脑。外向型的战略的确有它的局限，因此“十一五”规划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刺激内需的增长。

　　《21世纪》：未来美元很可能朝贬值的方向发展，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8000亿美元，且大多数为美元资产，假如美元贬值，中国必然遭受重大损失；但假如中国大量抛售美元资产，将有可能导致美国出现经济衰退，而严重倚赖美国市场的中国出口也将受到沉重的打击。中国在外汇储备问题上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做法，而且随着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长，这一问题必将更加严重。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

　　斯蒂格利茨：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境地。最好的办法就是兑出美元资产，像亚洲的一些小国，它们可以放心地售出美元，也不会对全球范围内美元的价值产生太大的影响。而中国和日本就面临这样的难题了。所能做的，也只有在不影响全球汇市的情况下慢慢地尝试着兑出一部分美元资产。

　　虽然一下子兑出美元可能会有麻烦，但继续持有美国国债却大可不必，美国国债的利率很低，可以考虑其他品种的美元资产。关键是要把握外汇储备的规模，可以部分地将其转变为投资，也就是变直接持有为间接持有。

　　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很大

　　《21世纪》：在刚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中，中国政府提出GDP未来五年年均增长7.5％，201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您对于这个目标如何看待？

　　斯蒂格利茨：中国过去的五年计划中，实际的经济增长总是比预定的目标还要高，这一点和其他国家不同。所以我觉得中国很有可能还会这样，增速将超过7.5％。中国的高速增长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政府要为大量的人口提供就业。而且，中国目前仍不富裕，因此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有很大空间。

　　要实现这一目标基本上还是需要维持现在的方向，刺激内需，关注创新，继续加强教育系统的建设，大力发展技术，通过有管理的增长模式，避免美国放任自流模式下的贫困、经济波动等问题，保持稳定，让社会成员从中受益。我认为这样的一些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21世纪》：有人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国际环境给予了中国发展经济一个很好的外部环境，这使得中国经济可以用加入全球生产链的方式获得高速发展，而且不用建立在自有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基础上。但这也形成了中国经济的软肋，那就是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必然遭遇重大的挑战。您对此怎么看呢？

　　斯蒂格利茨：首先，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十一五”规划中着手刺激内需，使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地来自于国内，这是正确的。其次，中国强劲的竞争力，高效的制造业意味着即使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全球经济波动，中国仍可以保持良好的增长。世界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还是很强劲的，我不认为中国存在很大的风险。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并未遭受严重的打击。当时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经济政策，增加政府投资，刺激了经济增长。中国短期内的发展态势为长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在面对波动考验时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21世纪》：依您所言，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独善其身”是由于政府的决策正确？

　　斯蒂格利茨：是的。当时很多国家诉诸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结果情况反而恶化了，经济增长的减缓发展成了衰退。中国则按照经济学家们的建议，实施了正确的货币政策，效果非常好，顺利走出了那场危机。总之，我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抱有乐观的态度。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