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将对现行外汇政策给予调整，进一步扩展外汇资金运用方式，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3月20日《东方早报》）———正当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在全世界坐二望一之际，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的这番表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取向正当其时

　　不错，中国外汇管理的这个原则转变确实应该进行了。所谓“藏汇于国”，在中国体现为“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取向和强制性结售汇制度；无论是对中国稳定其国民收支，还是对稳定整个国民经济，“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取向和强制性结售汇制度都曾经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是这种巨大的成功消除了上述政策继续实施的必要性。上述政策取向诞生于外汇缺口对经济稳定和发展约束作用非常明显的年代，自那以后，由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格局持续多年，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国不仅克服了外汇缺口的约束，甚至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二位的外汇储备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外汇缺口已经不能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外汇储备规模过高的负面影响却日益暴露，跃跃欲试希望进一步投身全球竞争的中国企业也希望尽可能减少对其资金运用的约束，改变“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取向和强制性结售汇制度，确实正当其时。

　　必须看到“藏汇于民”的潜在风险

　　至于这种转变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逐步将强制结汇制改为意愿结汇制，提高居民和企业合法持有外汇的数额和资产种类，逐步开放对外投资，实现资本流入、流出大致同等监管力度。近两年来，从提高公民出境合法兑换外汇限额和携带人民币限额，到开放居民个人依法向境外转移资产，到提高企业外汇留成比例，我们也已经看到这种政策取向正在逐步走向现实，吴晓灵的这番表态只是用更加生动的语言把正在发生的事实表述出来而已。

　　然而，当我们为从“藏汇于国”走向“藏汇于民”而雀跃之时，我们还必须看到这种转变的负面效果，乃至其潜在风险，并及时制定配套措施，完善配套环境。在相当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藏汇于民”政策成败的关键就系于这些配套措施是否完善、能否落实。

　　三大配套措施保障“藏汇于民”

　　上述配套措施的第一个方面是反资本外逃和反洗钱措施。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非常严重，资本外逃花样繁多、规模庞大。

　　对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不同估算虽然差距很大，但通常都认为每年有百亿美元乃至更多。当我们放松资本流出管制时，同时也会给资本外逃提供方便。无疑，究其根源，某些资本外逃实际上是对一些不合理政策的反应，如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就迫使众多内资企业先外流取得“外资”身份，然后回流国内，这种资本外逃是暂时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某些资本外逃则是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向海外转移其攫取的非法收入，是永久的，是我国财富的净损失，对这种资本外逃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打击和监督。而且，即使是前一种可以理解的资本外逃－回流，其中通常也伴随着国家税收的流失。在打击、监督非法资本外逃方面，首先是要做好跨境资本流动监控的基本功，把原来游离于政府监督之外的跨境资本流动（特别是与离岸金融中心之间的资本流动）纳入政府监控和统计范围；其次是要堵塞非法资本外逃的漏洞，除了通过正在金融和资本项目交易流出的资本外，尤其要关注通过名义上的经常项目交易完成的变相资本流动，如进出口伪报等。

　　第二个方面是建设、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调控体系。政府在此时放松资本流出管制、提高居民和企业持有外币资产的种类和金额，目的是减少资本流入压力，问题是资本流动天然具有“羊群行为”的倾向，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的情况下，上述措施短期内可能非但无法减少资本净流入，反而可能强化投机者日后可以顺利抽回资本的信心，进一步激励投机性资本流入。不符合意愿的跨境资本流动对一国宏观经济稳定性负面影响很大，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宏观调控体系还不完善，在公开市场建设等方面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三个方面，尽管目前我们正在经历着大规模的资本净流入，但世上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在这个资本具有高度流动性的世界上，资本流向大规模逆转往往发生在一夜之间，我们理当居安思危。我们应当尽力防止出现遭受大规模资本外流和投机性货币攻击的情况。但是，一旦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应当能够高效率地暂时中止、扭转放松外汇管制政策，强化外汇管制。为此，在我们筹划“藏汇于民”时，我们还需要为政府在紧急时期采取上述非常措施留下相应的法律依据和实施细则。

　　□梅新育（商务部研究院国际贸易博士）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