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惠及广大农村、造福亿万农民的重大战略决策，其意义在于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共享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但是，由于资金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难题，导致实施这项系统工程非常艰巨。在资金方面，目前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最需要资金，可是农村金融的滞后，使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底气不足。大银行为了利润最大化，贷款大都倾斜向发达地区和城市，而小银行和农信社又受各种因素制约，一直发育不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资金从何而来？农信社能否担任起这一重任？如何改革？

　　３月１９日，中国经济时报邀请了来自国内不同区域的四位农信社理事长和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就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热门话题进行了探讨。

　　主持人：苏培科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嘉 宾：

　　赵永海 河南卫辉市农村信用联社理事长

　　叶秀楠 浙江瑞安农村合作银行董事长

　　杨堂富 重庆梁平信用联社理事长

　　黄巧梅 厦门农信联社理事长

　　■本报记者 苏培科

　　农信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金融主角

　　主持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彻底解决“三农”问题，资金来源是不是最大的难题？农信社作为农民的银行，能否解决这一难题？

　　叶秀楠：新农村建设中一个很重大的困惑是资金问题，特别是信贷支农的具体措施缺位。农信社处于金融机构的最基层，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应该重点解决好农民的资金需求。

　　黄巧梅：中国的“三农”最需要钱，但很难从金融机构贷到款。很多信用社没有明确的市场定位，跟在大银行后面追逐大企业，大笔大笔的贷款沉淀下去后，都成了不良贷款，于是经营陷入了困境。我们就有过这样的教训，但明确了市场定位后，通过服务社区、支持“三农”和中小企业，局面就立刻扭转了。

　　杨堂富：３０多年的农信社工作经验，最大的一点体会是农民很苦，农民需要支持，需要投入。要解决“三农”问题，支持新农村发展，说到底就是需要资金投入。而农信社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项责任，为“三农”服务。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当地的经济发展上去，这样农民致富了，农信社也就盈利了。以梁平县为例，去年我们为了解决农民实际贷款难的情况，在全县推行农民贷款３万元以内不担保、不报批，凭贷款证可以随时进行贷款，给新农村建设加大了资金支持力度。另外，我们将１年期、２年期的信用贷款，延长到至少３—５年，让农民得到资金后，能够长期周转，真正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赵永海：农信社，和其他银行几乎一样，一般都是讲存款规模多少、贷款规模多少。但新形势下，农信社应真正成为联系农民的纽带，并成为支持“三农”和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农民兄弟”发展金融咋就这么难？

　　主持人：目前农信社所面临的最大困惑是什么？

　　赵永海：农信社最大的困惑来自认识误区。改革以后，现在定位为地方性金融组织、社区性银行。但我觉得这样定位太狭窄了。

　　杨堂富：农信社发展的困惑，真正问题是改革步伐比较慢，不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步伐慢表现在对农信社的改革不能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式，缺乏平等的待遇。我们多数人的心愿是想把农信社发展成资本充足、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农村信用合作银行，但按照层层报批的程序来看，信用社变合作银行的改革路子比较慢，不适合新农村建设。

　　主持人：那么，作为在场惟一一位农村合作银行的叶董事长有何感想？有何困惑？

　　叶秀楠：我的看法是农信社改为农村合作银行，不是简单的换牌，而是很大的改革。过去叫农信社或叫农村银行，都不是本质问题。我觉得农信社最大的困惑来自缺乏政策支持。国家既然要建设新农村，就应该将相应的金融政策向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倾斜，最起码要取消一些不平等的游戏规则。

　　瑞安尽管经济很发达，但农业还是很重要。当地虽然有工、农、中、建、中信、浦发等８大商业银行，但我们的农业贷款是２９亿，占自己贷款的７７％，在瑞安整个金融市场上农业贷款却占了９８％，基本上我们独家承担了支持“三农”的信贷工作任务。可是目前的国家金融政策却一直向着大银行，而忽略了支持“三农”的小银行。

　　杨堂富：还要有平等的待遇。农信社改为农村合作银行或者商业银行，的确不是一个牌子的转变问题，主要要通过实质性的改革达到准入条件。但这个准入条件，往往是不透明、不公平的。比如过去的城市信用社，在一年之间改为城市商业银行，为什么农村信用社搞了５０多年还不能改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准入条件为什么这么难？农民兄弟这样困难，你说公平吗？平等吗？肯定不是。

　　黄巧梅：还有社会应从上到下营造农信社良好的经营环境。农信社长期以来就是被歧视、被限制。现在国家虽然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从上面来看这些政策是挺优惠的，但是贯彻到底下却很难。我曾经当过农行的行长，也当过信用社的理事长。我在农行做一件事是事半功倍，而在信用社是事倍功半。原来发现是被歧视，现在是应该需要一个平等的氛围。

　　杨堂富：在农村，说农信社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说银行，就知道是合作银行。因此，农信社应该加快改革，先试点后规范，尽快建立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行事，减少领导部门的随意性，这是拯救农信社的举措、是帮农民的忙。

　　赵永海：我们也算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见证人之一。但农信社改革到现在已有２０多年，还没改出个什么明堂。农村信用社一会归农业银行管，一会归人民银行，一会又归银监会管……

　　杨堂富：主要是为农村信用社说话、办实事的部门和人太少。

　　农信社老总：我们究竟该听谁的？

　　主持人：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各位还遇到哪些矛盾和困难？

　　黄巧梅：一个困扰很久的问题就是，现在按照商会制度的规划进行改革，最大的权利机构应该是社员代表大会；农信社年度的经营计划尽管在社员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上级行业主管部门却不同意、意见不一致，你说该听谁的？

　　主持人：黄理事长现在是听谁的？

　　黄巧梅：应该听社员代表大会的，但这很难。

　　赵永海：按照自然常规属性来讲，应该听社员代表大会的，但在实际工作当中应该听上级的。

　　黄巧梅：这就跟法人治理结构有矛盾了。

　　赵永海：这是目前不可解决的矛盾。

　　杨堂富：还是要回到法律层面上来，没有这个法制平台，依然是这个说了算，那个说了也算，我们确实不好搞。比如社员代表大会的决策，规定了每年分红多少，比如分２０％；可是到上级那说不行，只能分１０％，你说听谁的？对于股东来讲，可能分得越多越好，但是……

　　黄巧梅：讲到法人治理，其实法人治理还是挺难，不是不愿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不是不愿意按照法人治理来做，而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很难去协调，这才是真正的困惑。

　　叶秀楠：按照法律来讲是股东代表大会决策，按照实际工作讲，上级行业部门是领导，两者一致就没事，不一致的话就得相互协调，尽量统一起来，我们现在只能这么做。

　　主持人：典型的中庸之道（引起了现场所有人的轰然大笑）。

　　“官不大，当地难度还挺大”

　　主持人：各位的任命是地方政府任命还是理事会任命？

　　杨堂富：这顶帽子有几家可以管。

　　黄巧梅：先由省里提名，社员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以后还要经过银监局的审查资格，审查完了才符合任职资格。

　　杨堂富：严格来讲还要经过当地的党委政府这一关，哪一关都要过。如果过不了的话，也就不行，一共要过四关。

　　黄巧梅：比其他的党政机关还来得更全面一点，广大社员要支持你、认同你；还要让党政领导觉得你可以；还要让上级也信任你、提名你。职位不是很高，但履行这个职责、当上这个领导还来得真不容易。

　　叶秀楠：各方面都要负责。

　　杨堂富：这方面的问题需要迫切研究，如果时间允许，准入条件把得很严，银监会也好，社员代表大会也好，应该严格按照既定的规则来执行。

　　黄巧梅：如果没有为入股社员创造更多的利润，入股社员怎么会同意呢？

　　现在改革方向是好的，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的方法也是对的。如果做得不好，一年下来，就得下台。入股社员的钱都放这里面，如果没有交出满意的答卷，如果不赚钱，他们就不举手选你，为什么要投你的票？

　　杨堂富：这确实很难，现在的社员代表大会还不规范。社员代表大会实际上是联社一把手、联社班子指挥下的社员代表大会，不能真正代表社员代表大会的利益，而是我们指挥社员代表大会。

　　黄巧梅：这个与改革是相悖的。

　　杨堂富：这要允许争论。比如我杨堂富来这里讨论，是形式上举手的，但社员了解多少？社员代表大会中有多少知道农村金融？有多少人能看到报表？又有谁能看得懂报表？

　　现在社员代表大部分是帮你宣传、付费服务，而没有真正发挥监督的职能。

　　黄巧梅：这是不规范的，但也有规范的。我们在厦门市刚刚开了一个社员代表大会，社员们的素质都很高，有一个人投资了６００万，他要琢磨报表，看投资是不是会打水漂，还研究我们处理风险的能力，还看我们今后发展的前景以及盈利能力。如果这些没有搞好，你就面临着下课危险。所以一定要对入股社员负责，让入股的资金产生效应。

　　叶秀楠：这需要逐步改革，要逐步到位。我们合作银行现在不是社员代表大会，是叫股东大会。

　　杨堂富：所以，又要回到法律上来、要定位清楚，农信社究竟要运用哪一种模式，是合作制？还是股份合作制？还是股份制？还是这三种制度并存？这个绝对不能马虎，否则就会不清楚究竟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还是要责无旁贷的服务“三农”？因此，合理的制度和法制很重要。

　　黄巧梅：我觉得发展是硬道理，把社员效益搞上去了、把市场定位搞好，赢得当地基础客户群的支持，走股份制路子，就不需要争吵这些。

　　农信社在改革过程中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主持人：目前农信社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

　　杨堂富：从根本上来说，最大的风险是制度风险。如果说国家有一个好的制度，或者这个制度能够完善很快，农信社发展的步伐就会快一点。

　　黄巧梅：我认为职业道德风险也是最重要的风险。因为制度是有的，就是看贯彻不贯彻，落实不落实。如果职业道德好，落实、贯彻就没问题。

　　赵永海：我认为不发展、停滞不前是最大的风险。

　　叶秀楠：金融业，首先要稳健，稳健发展就必须要强化管理，特别是贷款质量的管理。

　　赵永海：还要树立风险管理。

　　主持人：农信社改革的方向与各位的期待是否有偏差？有无体制改革的风险？

　　黄巧梅：改革大方向没有问题。

　　赵永海：但是让理论界给搅混了，大家都理不清楚了。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是为了发展业务，业务发展就可以支持“三农”，“三农”发展好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就自然好了。

　　叶秀楠：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包括各行各业的改革都是先要从基层做，然后再全面进行全面推广。

　　农信社改革的出路何在？

　　主持人：认清了目前农村金融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之后，我们如何进行改革？

　　杨堂富：希望尽快建立合作金融法。我感觉现在变数非常大，把农信社建为社区银行，这种说法上下都有。前任总理朱镕基也说过，农信社是联系农民的纽带，农信社是农民自己的银行农信社当成最大的零售业务银行，不管办成哪一个银行，要依法把它定下来。比如要做最大的零售业务银行， 和社区银行，那就得清楚什么是社区银行？怎样建社区银行？社区银行是什么标准？都应该通过法律和制度框架给定义下来，否则我们无所适从。其实不管是什么银行，只要能为“三农”服务，能为建设新农村出力就可以了。小平同志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把三农问题搞好了，争取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

　　赵永海：降低门槛、减少环节、缩短路程、腾出时间精力发展业务，以支持新农村建设。

　　叶秀楠：对于农信社来讲，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农行，因为农行网点遍布城乡，竞争很激烈。但是只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找准位置、支持三农，农信社就会取得回报。

　　黄巧梅：我觉得应该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内强素质、外塑形象，把我们的事业搞强一点。

　　叶秀楠：农信社办成农村社区的一流品牌银行，这个定位很实际。我觉得中国农民是最讲信用的，如果农信社支持他们，他们就会很自然的认同农信社，反过来也会来支持农信社。真正不讲信用的反而是一些企业和老板，农民是最淳朴的，他们的信用也是最好的。只要我们办成社区银行，努力在自己的土地上精心耕耘，照样会取得丰厚回报，大银行永远无法和农信社竞争。

　　黄巧梅：服务社区是对的。因为农信社最大的特点就是服务社区和村民。另外，还要加强内部改革，转变观念、加强服务意识，让发展的步子迈得更快一点。

　　赵永海：农信社的改革应该降低门槛、减少环节、缩短路程，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自身业务，以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责任编辑：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