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保险报
绝望——嚷嚷着“我不服,我要检举”,号称“北京李嘉诚”的袁宝璟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同时走上黄泉路的还有袁宝璟之兄袁宝琦和堂兄袁宝森。袁氏兄弟皆因雇凶杀人而被正法。
启动网络搜索引擎,关于袁氏兄弟之红与黑、善与恶,令人扑塑迷离、感慨唏嘘。 至于袁氏兄弟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该杀与不该杀,局外人说不清,就连“局内人”也未必能说清。
袁氏兄弟之案,从案发到一审宣判,再到一度“刀下留人”,其是非曲折非一般的杀人命案可比。
“我不服,我要检举”——可惜一切已经晚矣。
可能,袁氏确有腐败丑闻要检举,检举了或能留条性命,所以袁氏临刑前还尚存最后的一丝侥幸。
可能,袁氏的检举说只是在临刑前最后哀嚎一声。
可能,袁氏的真正悲哀还不在于因雇凶杀人而必须偿命,而在于过份相信金钱的魔力。与其说袁氏兄弟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如说袁氏兄弟至死都没弄清司法乃至政治的吊诡及无情。
被杀者也不是什么林中的好鸟,作为警察中的“另类”,惹来杀身之祸不足以同情。可是,袁氏兄弟必须为自己的愚蠢和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形象)来“买单”。
袁氏兄弟都系暴发户,但袁宝璟却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袁氏懂法,但他显然不懂中国社会的生存文化、政治生态和商人的生存哲学。
晚清的一位王爷曾哀叹:财也大、罪也大,子孙后代祸也大。这话放到袁氏兄弟身上十分贴切。钱这个东西,来得太不费功夫容易使人忘乎所以、利令智昏。
可以说,受特殊的社会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法制生态和政治生态的复合作用,在当代中国,几乎所有“有钱人”的财富积累都带有“原罪”。
所不同的是,有的人见好就收敛,从此逐步学做一个守法的商人。更聪明的遂开始不断“修炼”自我,慢慢向儒商看齐。有的人被物欲俘虏,渐渐不能自持,不知道自己算个老几。
经商者要成为大商人——别说先得脱胎为儒商,在当代中国还必须是半个政治家,却又要懂得与政治、与权力、与官场若即若离,行为处世不害人、不害官、不害己。
这方面,李嘉诚离他们太远。香港孕育成功大商人的体制人文环境又不同于大陆,还是学学鲁冠球、冯根生和王石之辈吧。袁氏自视或被轻浮的记者吹捧为“北京的李嘉诚”,必被李嘉诚窃窃冷笑尔。
不消说玩政经能如李嘉诚之老道,袁氏能学点鲁冠球等大陆“准儒商”的皮毛,也决不会弄个“打针”偿命的下场。
当下中国,借经济社会转型所不可避免造成的“阶段性”“规则混沌”而掘到第一桶金并逐渐或“速成”为大富豪者,其实算不得有多大的本事。有钱了还得有文化、长见识、积德从善学着做儒商,那才叫有本事。一时半会儿做不到也没关系,但至少得守住做人的底线。
袁氏兄弟出身贫寒,其家境所导致的打小所受到的家庭教育是有缺陷的。我有钱,我能搞定一切,我是流氓我怕谁——直接和间接反映出袁氏兄弟与生俱来的心理缺陷和道德缺陷。
有这类缺陷的所谓成功商人不只是袁氏兄弟,而是商人中的一个特定群体。财富的集聚更多靠拼博、靠机缘、靠冒险、靠打擦边球。人的修炼靠养成、靠自律、靠修炼。
类似袁氏兄弟的角儿,当今国内商界并非个别,袁氏兄弟之下场当为他们所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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