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 岑科 北京报道

　　3月3日，本报发表张维迎署名文章《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文章认为，“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讲事实，摆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断代替逻辑推理”。该文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但也有人表示，“普通人的直觉判断有可能比专家学者的实证数据和逻辑推理更接近于真相”。在一些网站的“网友评论”中，人们对该文的理性逻辑不予置评，而是继续断章取义，恣意谩骂围攻，非理性的狂欢和喧闹被发挥到了极致。

　　事实上，在这些“声讨”张维迎、嘲弄“理性思考”的人中，除了自我加冕的“民意”代表和挥舞着意识形态大棒打击他人的人，更多的是一些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他们不仅没有经历“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一系列的荒诞与扭曲，即使对“改革”的来龙去脉，也并不十分了解，对当下改革中出现的种种复杂的、综合的问题，自然说不清是非与祸端，于是，“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

　　我们从来不主张以理性思考“来排斥大众的直觉判断，乃至试图以此限制公众的发言权”。但是，如果我们故意无视历史和学术的内在逻辑，就会进一步走向褊狭和极端。改革固然不是一座神殿，但所谓“直觉”等感官本能却能为我们打开一扇魔窗，并进而主宰、异化民间话语系统和文化心理结构。那么，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为此，我们将张维迎从当下的争吵中提取出来，还原到历史场景当中。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位“主流经济学家”代表人物的经历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答案。

　　——编者

　　2006年1月23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的办公室。

　　地上放着两摞新书：一本名为《价格、市场与企业家》，收集了张维迎在1984-1987年发表的经济论文；另一本为《竞争力与企业成长》，主要是张维迎自2002年以来在各种场合的演讲谈话。两本书一头一尾，正好标注了张维迎二十多年来的思想历程。

　　张维迎，在今天的公众视线中，似乎只是一个研究企业经营管理问题，并经常在公开场合为企业家权益鼓与呼的大学教授。但回溯他二十余年的职业生涯，却更像一个反映中国经济改革逻辑与历程的特殊符号。

　　2005年8月，一份发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报告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这份报告称中国的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一时间，“房改把人掏空、教改把二老逼疯、社保让你明天喝西北风、医改给你提前送终”的说法应运而生，广泛流传。在此背景下，以市场化改革的是非为争论焦点，伴随着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与批判，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全面的反思。

　　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改革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如何？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从张维迎——这位曾经就职于国家体改委、后留学英国、现担任北大教授、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之一的代表人物身上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答案。

　　眼前的张维迎穿着简单，乡音浓重。他的谈话温和而尖锐。他似乎总想在极短的时间内表达最关键的内容，以至于表述常常产生一种跳跃感。幸好，正如他所说，他所有的观点都记载于他曾经出版的那些著作中，读过的人都能了解他的思想历程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看法。但遗憾的是，完整读过他的书的人似乎并不多。

　　二十三年的思想脉络

　　“从1982年读研究生算起，我从事经济学研究已经有23年。”张维迎说，“我所有的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

　　张维迎出生于1959年。对1959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状况，他没有记忆。但他记得，自己上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也经常为吃饭问题煎熬，“经常饿得眼睛发晕，睡不着觉”。尽管如此，按他的说法，他的家境在农村还算中等——标志是过年的时候还可以吃上一顿肉炒粉或饺子。

　　张维迎的学习天分很高。从小学到高中，他的数学考试大多是满分。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张维迎报考西北大学中文系，录取时被调到新成立的政治经济学系。进大学后，他循规蹈矩地学习，各科成绩在全班都是数一数二。所以毫不奇怪，他对书本上宣扬的“公有制=社会化大生产=高效率”的逻辑深信不疑。

　　他对当时“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很不理解，“要实现机械化就一定要有大规模生产，把田分了，怎么搞大规模生产呢？”当时，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民瓜分集体资产，有的地方一台拖拉机都被分成零部件被个人拿走了。“但想不到，几年以后，农民富裕起来，开始买自己的拖拉机。”

　　1981年，张维迎大学毕业，因为害怕按当时的政策被分回老家，就报考了本系的研究生。这是张维迎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1982年，他以研究生的身份参加在西安举行的首届全国数量经济年会，结识了茅于轼、杨小凯等人，学术视野大大提升。更重要的是，因为就读研究生，可以自由阅读现代经济学著作，使他的思想开始沿着经济学的逻辑独立成长。

　　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而价格是经济运行最显著的信号。1983年，在系统学习了价格理论之后，张维迎对当时的计划价格体制产生了怀疑。

　　1983年正值中国的农村改革结出前所未有的硕果——中国首次出现粮食过剩。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始向城市推进。改革的基本做法是在国有企业中放权让利，试点实行利润留成的承包制——这实际上是农村改革的翻版。

　　但人们很快发现，企业有了自主权和利润的激励之后，市场需求与国家计划之间的矛盾立即显现出来，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供求失调、价格剧变等乱象。一时间，“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企业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价格不合理”也成为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

　　1984年4月，张维迎写成《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这实际上是他的硕士毕业论文的一部分），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

　　“双轨制”提出以后，张维迎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1984年12月，张维迎研究生毕业，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他在体改委工作了六年，期间，按照工作需要，他做过外汇、宏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研究，但他最感兴趣的是企业家问题。

　　“价格不是自己形成的，它的背后一定有人在活动。”在探讨价格改革的同时，张维迎自然想到了企业家的重要性。大师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对他影响至深：“正是企业家把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并通过不断创新改变其组合方式才带来了经济增长。”1984年，张维迎接受了这样的观点。1985年，他与中央党校的盛斌合作完成了《经济增长的国王：论企业家》一书。

　　在那时，张维迎很清楚，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企业家。企业家的根本特征是创新和冒险，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由国家拥有，企业领导没有动力去做创新和冒险，也不用为自己的决策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只是按上级指示完成任务的官僚经理。

　　没有企业家，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价格和“商品经济”。但企业家从何而来？1986年9月19日，张维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造就真正的企业家》一文，指出：企业家是明确的财产关系的产物；财产关系不明确，就不会有真正的企业家；因此，造就企业家的关键是改革财产关系。随后，他完成了两万多字的长篇论文《企业家与所有制》，明确而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

　　1987年10月，张维迎被体改委派往牛津大学进修，在学术上大开眼界。但他“越学越觉得自己的理论功底不够”。1988年底，进修期满，张维迎想重返牛津攻读博士学位。但随之而来的八九政治风波使他的出国计划出现了波折。1990年夏，张维迎把工作关系转出体改委，经朋友帮忙，办完出国手续，于9月登上飞往英国的班机。

　　“我是带着中国的问题到牛津求学的。”张维迎说。正是出于对企业家和所有制关系的关注，他把学习的目标集中在求解“资本雇佣劳动”之谜，并于1994年通过了这一论题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该论文的中文译本《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于1995年出版。

　　在这本书中，张维迎试图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保证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会脱颖而出的机制。其背后的含义是：当一个社会中不存在个人财产所有制的时候，就失去了判别企业家才能的标准。于是，大量一无所有的庸人和同样一无所有的能人混杂在一起竞争企业领导职位。结果，企业领导者的平均经营能力不超过社会总人口的平均经营能力。——那就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要把一个观点变成理论，必须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这是牛津求学给张维迎的启示。1994年8月，张维迎从牛津大学毕业，回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1997年后转到光华管理学院），开始运用他发展的企业理论对中国企业改革进行全方位的剖析与研究。

　　1994至1999年间，张维迎发表了大量关于企业改革的论文。他的核心观点是：国有企业在选择经营者和对经营者的长期激励机制上存在致命的缺陷。国有企业的领导由政府官员任命，政府官员有权选择经营者却不需为此承担责任，所以他们没有动力去发现和任命有经营才能的人担任企业领导。即使偶尔碰上有经营才能的人，也不能依靠业绩就能保证自己在企业领导的位置上长期干下去。所以，国有企业的惟一出路是把选择经营者的权力从政府官员手中转移到真正的资产所有者手中，即实施民营化改革。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1999年出版的《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中。

　　“这本书出来以后，我基本上不再谈论企业改革问题。”张维迎说。一方面，1999年2月，他被任命为光华管理学院的第一副院长，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另一方面，他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该说的和能说的都已经完全说清楚了，“国有企业民营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从此以后，张维迎的研究重心转移到市场秩序的建立和企业的竞争力问题。按照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只要民营企业不断成长，建立在国有企业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会自然消亡。所以张维迎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反对政府审批和管制。他还指出，在建立市场秩序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切实保护个人产权，人们就不会关注长远利益，而是追求短期利益，从而导致市场混乱和坑蒙拐骗盛行。这些观点集中在2001年出版的《产权、政府和信誉》中。

　　最近三年，站在商学院教授的角度，张维迎对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战略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他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归结为“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的竞争优势，并指出这种优势来源于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互补性知识与能力的积累。他还对企业的价值分享、职业化管理、国际化道路等问题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但他强调，讨论竞争力问题只对民营企业有意义，“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如何退出的问题。”换句话说，“只要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国有企业就一定会被淘汰。”

　　“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主流”

　　回顾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张维迎有很多感触。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称谓，他觉得很有讽刺性。“像我这样的人，多年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说话写文章都要非常小心，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主流’。”

　　的确，如果认真考查张维迎的思想历程，可以发现，他的大部分观点，刚提出来的时候在学术界都处于少数地位；而相对于主流的意识形态，更是可以用“异端”来形容。

　　1983年，在读研究生的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媒体文章《为“钱”正名》。其中提到，“钱是社会的‘奖章’，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有贡献。”文章见报后，西北大学研究生处处长把他叫去，语重心长地说：“维迎啊，党把我们培养大，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当时正逢“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篇文章成为全国范围的批判对象。

　　1984年4月，张维迎提出价格“双轨制”，主张建立市场价格体系。他的导师担心，他能否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当时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信奉社会主义经济的价格必须由国家制定，市场价格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而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直到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在被视为改革的突破性标志的会议公告中，也只不过明确我国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6年，随着企业承包制在全国的推行，越来越多的企业短期化行为出现，使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逐步认识到企业家的重要性。他们都认为，造就企业家队伍对保证改革成功和新体制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但对于如何造就企业家队伍，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企业家是重要的，但所有制并不重要；造就企业家队伍的关键是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维迎写下了两万多字的长文《企业家与所有制》。这篇文章原定在《经济研究》1987年第一期发表。但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在清样已经排好的情况下，编辑被迫把文章的第二部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删除。这部分内容直到1999年才公开发表。

　　改革的现实远远滞后于张维迎的期望。1988年前后，企业承包制在中国的推广达到高潮。1988年2月，国务院公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实行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为企业改革定下了基调。

　　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对企业改革的看法五花八门。有人提出用“国家股份制”解决政府部门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以保证经营者的自主权；有人建议用“资产经营责任制”解决企业行为的短期化问题；还有人提出通过职工自治来约束经营者的行为……但在张维迎看来，这些建议都在回避核心的所有制问题，是肤浅和无用的。他苦于找不到一种有力的理论对这些观点予以辩驳，所以才导致他1990年到牛津大学去求解“资本雇佣劳动”问题。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国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把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定为“抓大放小”，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此后，国有企业的承包制逐渐被公司化改造所代替。人们看到，一些国有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市，大部分国有企业建立起董事会、总经理等公司化组织形式。

　　对这些变化，张维迎依然坚持他的意见，“你不能用在马背上画白道的方法制造出斑马”，即，以国有制为核心的股份公司形式并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选择和激励问题，国有企业本身是没有出路的。不过这时候，张维迎已经意识到，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已不再（甚至从来没有）取决于经济学家对国有企业的看法，而是取决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现实中的对比发展。

　　1997年，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政府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对此，张维迎评价，“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民营化”。但他同时也很担忧，“如果说要在国有体制下摆脱困境，我能想到的惟一出路是回到国家垄断。”从那以后，正如张维迎所料，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垄断越来越严重，而他对政府管制的批评也越来越尖锐。

　　“在转轨经济中，如果政府一方面是企业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管理者，就会存在深刻的角色冲突。”张维迎说。作为企业的所有者，政府当然希望自己的企业盈利而不是亏损，因此，它很容易有意无意地利用社会管理者的权力，为自己下属的企业谋求垄断地位和利润。这就是出现政府管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0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张维迎更明确地指出，当前改革中最大的问题是某些政府部门可以随意地制定法律法规。在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这些部门往往打着“维护国家利益”、“规范市场秩序”的旗号。但仔细分析，大多数法律法规的出台都是为了增加这些部门的寻租机会。他说，“如果取消审批制，中国的GDP至少可以提高30%，腐败现象至少减少50%。”

　　对于如何减少经济中的寻租活动，张维迎2004年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直指政府体制改革和独立司法制度。他说：“如果政府体制不改革，政府的权力很大，腐败就不可避免”；“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随意侵害产权、随意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就没有办法阻止。如果政府利用司法制度本身来限制人们创业和创造价值的自由，那就更可怕了”。

　　2005年3月，在北京某经济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会上，张维迎呼吁，中国的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澄清国家和政府的目的是什么。他认为，政府的目标应该是最大化全民的福利，而不是最大化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是最大化政府控制的资产，“这些观念如果不能在社会中形成共识的话，好多其他的讨论都难以进行。”

　　“改革是不可设计的”

　　仔细分析张维迎的思想历程，可以看到：他对改革规律的总结，往往能得到事实的验证；他的学术专著，在经济学界被引用的次数遥遥领先；但他对改革方向的倡议，却很少真正得到采纳。

　　一般认为，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是张维迎最先提出和系统论证的。但他自己很清楚，“双轨制”并不是一种改革方案或建议，而是一个制度演进的过程，“实际上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地方分权自发产生的。”当时，由于企业自主权扩大，有了追求利润的目标，就必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组织生产，结果产品的供求和价格偏离原来的国家计划，这就产生了双轨价格。

　　最初，政府并不承认市场价格，禁止企业按照市场价格交易。但计划价格是一个缺乏市场基础的“死数”，按计划价格运作的企业不可能长期生存。所以追求自利的市场主体纷纷想办法避开计划价格的管制。例如当时，地方政府就发明了一种“串换式”交易制度来避开管制。“到了1983年，虽然官方没有废除计划价格，但是大多数机械工业产品实际上已经按照市场价格出售了”。随着时间推移，计划价格逐渐在经济中消失。

　　张维迎对价格改革的核心观点是：企业自主权与固定价格体系不相容，只要不废除计划价格管理体制，价格就不可能合理。因此，“价格改革的着眼点应该是放开价格管制，而不是价格调整”。这样的观点，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政府经济部门的认可（或者说曾经被认可，现在又被抛弃）。人们可以看到，最近两三年，发改委的官员们又在为调整煤、电、油、气等商品的价格忙个不停。

　　同样，在企业改革问题上，张维迎的设想也从未得到实施。按他的观点，国有企业与企业家精神和市场价格体系是不相容的，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必须把国有企业的资产分解到个人。从1986年起，他提出这样的观点已经有20年。其间，无论是承包制还是国家股份制，都不是他设想的企业改革。而且直到今天，国资委对企业的管理依然停留在他论证过的“马背上画白道道”的阶段，例如停止股权转让，而去建立董事会、全球招聘总经理，等等。

　　不仅如此，相对于张维迎的主张，很多经济政策现象正朝改革的反方向变动。例如，张维迎一直主张要消除行政垄断，但2006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对《反垄断法》草案进行了一次改动，“反行政垄断”专章被整体删除。再如，张维迎一直强调保护产权对建立市场信誉的作用，但2005年底，“陕北民营油田案”的维权人因“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送上法庭……

　　这些现象表明，经济学家的观点对改革进程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出现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浪潮。张维迎的研究表明，这是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所致。而地区竞争的源头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实施的财政包干制。其中的逻辑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各地政府要促进本地企业扩大其产品市场份额；为了激励企业领导，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股权；产品市场的竞争越激烈，地方政府的股权让渡得越多。“这就是苏南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他地方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

　　通过这些研究和观察，张维迎对中国经济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制度演进的过程，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连续不变的目标，更没有一张精心策划的蓝图”。无论是那些被提出的改革方案，还是那些试图实施但以失败告终的改革措施，还是那些成功实施的改革，都是多种势力或群体博弈的结果。

　　其中的原因是：社会中每个人时刻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者是否愿意改革以及想要怎样的改革，并不确定。接下来，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官员是否真心拥护改革以及怎样去执行改革，又是一个问题。在现实中，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与改革所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他们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和歪曲改革，以至于改革的结果往往会偏离最初的目标。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与前景，就能得出更加清醒的认识。在当前，很多人抱怨“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贫富差距以及教育、医疗等问题，但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市场化。同样，当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当前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是权力干预市场、市场规则被破坏的反应时，他们并没有解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什么会出现逆转。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张维迎说。上个世纪80年代，当中国的领导者们开始改革的时候，并不是想建立市场经济。相反，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完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这里的关键是，当时的计划经济已经维持不下去。所谓改革，就是借鉴农村的经验，在企业和地方政府中推行承包制。

　　后来，正如人们所见，企业的承包制并未挽救国有企业，但地方政府的财政包干制却刺激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并促成了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从而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是到了1990年代，当张维迎宣称“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趋势不可逆转”时，他没有想到，民营化本身造就了民营化的障碍。其背后的原因是：当民营化带来经济高速增长时，少数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又重新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事实上，过去发生的民营化并不是因为政府想要民营化，也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信奉民营化，而是因为国有企业本身难以维持，成为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一旦国有企业由政府的包袱变成巨大的利润来源的时候，民营化的动力就变成了维持垄断的动力。而且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的财力和在经济中寻租的机会也在增加，在政府权力缺乏足够的监督与约束的情况下，出现更多的腐败与破坏市场规则的现象不足为奇。这大概就是过去几年“市场化改革”带来众多社会与经济问题的真正原因。

　　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会如何？2001年的时候，张维迎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走向何处已经不完全由自己决定。“竞争是改革的动力，它会使中国主动或被动地走入正确的轨道”。2003年的时候，他说，改革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在多年前被小平同志推倒，“改革一定会按照自身的逻辑走下去。”

　　此时此刻，他对改革依然抱有信心。他认为改革不会出现大的倒退，“但走下去也不容易”。障碍在于有的政府部门始终想维护自己的权力。他所担心的是，某些社会舆论会被这些既得利益阶层利用。他非常期盼，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帮助大众形成一些理性的思考。“不要光想我们希望什么，而要想我们能做到什么。”张维迎语气平缓，但反复强调。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