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政府部门在数据上的自相矛盾，在强调国企改制成就之时难免给人以粉饰之感；而在国资委进行央企预算编制央企上缴红利的呼声紧锣密鼓之时，突然抛出国企亏损论，则更像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很容易被理解成不想上缴红利的托辞。

　　近日媒体关于我国国企亏损达到历史第二高峰的一则报道，让人莫名惊诧。报道称，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5年国有企业亏损额达到1026亿元，同比增长56.7%，增幅同比上升49.1个百分点；亏损额接近1998年巨亏时的水平，亏损额增幅则创下了近16年来新高。

　　就在上个月23日，财政部公布了2005年企业财务快报：2005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突破9000亿元，同比增长25%，再创历史新高。而销售收入实现11.5万亿元，同比增长19%。

　　请注意，这里的目标数据都来自于全部国企，时间仅相差一个月，没有任何情绪过度就完成了“变脸”术。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国家统计局、财政部的统计口径或者数据来源有问题；第二，国企本身向两个部门提供的数据就参差不齐。但不管怎样，总得有一个部门出来向纳税人解释一下，同样的一批国企在同样的时间内是如何做到既赢利又亏损的？如果连基本的数据都有如此令人瞠目的出入，那么，国资委到底又是依据什么来制订国企政策的？

　　政府部门在数据上的自相矛盾，在强调国企改制成就之时难免给人以粉饰之感；而在国资委进行央企预算编制央企上缴红利的呼声紧锣密鼓之时，突然抛出国企亏损论，则更像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很容易被理解成不想上缴红利的托辞。

　　数据的不可信还则罢了，由数据扯出的陈年旧案，关乎国企改革的未来取向，对此不可不察。财政部与国资委对于国资经营预算的编制权与央企红利上缴的争夺由来已久，财政部虽然“惜败”，仍坚持国资经营预算仅仅是财政预算中国有资本预算体系的一个部分，应该纳入公共财政体系。

　　但国资委的内部循环设想已经成熟，国资委已有的表态说明，国资委将主要把红利用于国企改制重组成本支出、对现有出资企业补充资本金的支出。以2005年央企的6000多亿的纯利润，如果按照一般国外的盈利水平的1/3折算，红利2000亿，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个小数目，更何况在红利主导权的背后还有部门地位等隐性收益。

　　如今爆出的亏损传闻，说明国企改制成本居高不下，预算中的上缴红利数额将大幅缩水；即便上缴了红利，也是在央企内部循环。在现阶段，国企红利不仅不能成为民众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恐怕公共财政与国有银行还得继续增加为国企解困买单的开支。

　　有最新证据。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的意见》指出，2005年至2008年，将对2116户国有企业实施政策性破产，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2271.6亿元，职工351万人。另据国资委统计，从1994年启动政策性破产到2004年底，已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3484个，核销金融机构债权2370亿元，安置关闭破产企业职工667万人。国有商业银行支付也好，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支付也好，最终都要由公共财政即纳税人买单。

　　深入国企灵魂的真正的改制越晚，社会所付出的代价将越大。由于这一成本由全体纳税人承担，因而极具隐蔽性，但资源错配所造成的整体低效，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矛盾正在并将在可见的未来以各种方式显现。

　　国企改制迟迟不到位的结果就如现在所见，一方面，国企在主要利润来源的资源性领域加强垄断，进而蔓延到一般竞争性领域，给中国经济造成垄断与效率低下的双重痛苦；另一方面，国企改制的成本压力将无法抑制地继续转嫁给社会。这将离我们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的初衷渐行渐远。

　　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加快国企改制，一是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公平透明的竞争规则，使国企尽快从一般性竞争性领域退出；第二，那些有足够理由保持国有的大型企业，应明确公共职能与社会职责，以免成为难以驾御的垄断怪兽，吞噬资源与民争利，吃的是奶挤出的只有点滴草汁。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