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何三畏 发自广州

　　鄢烈山，1952年生，“回乡知青”，著名时评家，2004年获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杂文）”。

　　1952年，鄢烈山出生于湖北省沔阳县小河公社沙岭大队，属农民“世家”。当时，只要念过中学，无论高中还是初中，无论毕业或是肄业，都叫“知识青年”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城市青年就业无门，正在向农村转移，生为农民子弟的“知识青年”，惟一的选择就是回到农村去，鄢烈山称其为“天生的知青”，正式的命名叫“回乡知青”。

　　1967年，初中还没有毕业，鄢烈山就成了“回乡知青”。

　　今天，鄢烈山是“知青一代”里，最著名的时评家；2004年，他以杂文集《一个人的经典》获得全国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这是目前中国杂文界的最高荣誉。

　　“天生知青”的命运

　　新中国一开始，鄢烈山所在的自然村就是一个颇为有名的政治中心，在县、省和全国都有名，每年都有“工作队”来蹲点。鄢烈山的二伯父曾进京参加农业合作化的“群英会”。“文革”初起，“破四旧”仍然深入到这里的每一个角落，从老县城的石头狮子，到鄢烈山妈妈出嫁带来的家具上面的旧画，都被荡涤。跳“忠字舞”，唱样板戏，毛泽东思想宣传，一样不少。

　　在当时，能参加这些政治活动，对于农村青年来说，是很好的机会，至少可以逃避繁重的劳动。沔阳县并不闭塞，县城离省会武汉不到100公里。但是，当武汉三镇武斗正酣之时，鄢烈山的故乡仍是平静的。“九大”时，乡民们当然也去“游行庆祝”一下，但鄢烈山认为，这都是“应景走过场”，因为“农民是最讲实际的”，他们不种地就没有饭吃，以生产队核算收成，不像国有体制下的工人，可以拿着薪水打派仗。

　　鄢烈山从小体弱多病，勤学好思。他是1964年上初中的所谓“老三届”。1966年冬，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北京、长沙、上海三地“串（联）”了一大圈。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看到山，坐火车，知道什么叫公共汽车；那是真正的红色旅游，尽找天安门、韶山、‘一大’会址这样的地方瞻仰，和到高校看‘大字报’”。不料一回家，父亲对他说，姐姐出嫁了，家里需要劳动力，要他下学挣工分。就这样，他初中没有毕业，就成了“回乡知青”。

　　当时，连鄢烈山在内，他们村里只有两个正规中学回来的“回乡知青”。

　　不到16岁的鄢烈山，还不能适应重体力活，他成了生产队的“记工员”。这不是一个官，但是，农民的劳动工分是年终食物分配的依据，所以，能干上这个活，是很受器重也很幸运的。

　　3年后，鄢烈山成了本大队民办小学的教师。民办教师所能听到的最好消息就是“转正”。但是，这样的机会很难得。鄢烈山当了3年民办教师，没有等到转正，却遇到“文革”惟一的一次“高考”。这就是1973年，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参加过的那一次“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高考”。鄢烈山被“推荐”考中专，上了沔阳师范学校。

　　在这里，“回乡知青”鄢烈山遇到“下乡知青”王军，后者后来成为他的夫人。沔阳师范是有望回城的下乡知青不愿意上的，但王军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因“特殊问题”而使女儿受到政治歧视，眼看就要在农村“扎根”了，能上沔阳师范也好。

　　师范两年，鄢烈山读的是数学班。教学实习在本校教了半年语文。毕业后在沔阳师范函授部。一边教书，一边在华中师范学院办的教师进修班进修高等数学。

　　文革结束，真正的高考开始了。第一次高考，鄢烈山没有获准报名；第二次，他再也坐不住了，找熟人偷偷报了名。考分蛮高，但因为是“擅自报名”，政审费了一番周折。最后，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78级。“回乡知青”的身份终结了。

　　这时的鄢烈山26岁。

　　赞美苦难

　　是一种“受虐狂”

　　“天生知青”跟“下乡知青”在“广阔的天地”里相遇了，他们有着同样的青春热血，经历了同样的时代，然而，知青历史一直是由“下乡知青”来“主述”的，“回乡知青”对文革付出的成本被忽略，直到今天，几乎找不到“回乡知青”的痕迹。

　　在“回乡知青”鄢烈山的心里，是怎样一部中国知青史？

　　在鄢烈山的故乡，1968年冬天开始，“下乡知青”一批一批地来，一批一批地去。在“天生知青”鄢烈山的眼里，“下乡知青”是比他们优越的。被“下放”到农村的“下乡知青”给了鄢烈山在中国的身份制度下最初的不平衡感。他借用贾平凹的一个比喻说，好比同一个窑里烧出来的磁砖，有的贴在客厅，有的贴在厕所，贴在厕所里的，接受臭气熏，就是“应该的”。“像我们这种回乡知青，就是贴在厕所里的，下乡知青是贴在客厅里面的，这是不一样的。我们谈不上什么怨恨，我们没有升学的机会，就只好回来当农民，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们就不同。”

　　鄢烈山的生产队分配给“下乡知青”的活，“基本都是小孩干的，赶赶麻雀啦，扯扯秧草啦，到农忙的时候，他们就请个假，回武汉去了。大概有个别时候，比如修堤坝挖渠道，他们参加一下，但很短，他们不会认真参与。”

　　而“下乡知青”的精神世界跟当时的农民生活场景是不谐调的。“有一个知青会唱情歌，从《十五的月亮》唱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有一首《知青歌》，内容比较邪的，其中有句是‘当我的麻脑壳用完后，你我不来往，年轻的臭婆娘！’唱得我们那里大人小孩都会唱了，以致在我们那里，‘麻脑壳’成了钞票的代名词。”

　　另外，就物质生活来说，现在看来不算什么的，在当时是很大的差距，“我们当时好羡慕他们城里人。他们来的时候是冬天，有大衣，还带来武钢发的那种高统的胶鞋，工作服，女知青戴着风雪帽，其实就是现在看来很普通的毛线帽子，这些在农村都是不可能有的。”

　　鄢烈山说，“不过，下乡知青的生活也很苦，但最苦的可能还是精神层面的。他们不像我们，生来就在底层，属于贱民，当了农民以后，很快就溶入了。他们不可能，他们对文化的需求，比农村青年强烈，他们肯定不甘心。他们远离亲人，没有亲情。特别是因为家庭原因受到政治歧视的，就越来越苦闷。后来他们越来越走村串户，抱成团，那实际是一种精神需求，偷东西也多是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知青运动”慢慢远去，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新的社会压力下，已经找到了人生的位置和还在生活中沉浮的知青们都开始怀旧，欣赏和抚摸伤疤有了隐隐的“快感”，一股以“青春无悔”为基调的缅怀之情悄然而至，鄢烈山是不赞成那种社会情绪的，那时，他已经开始他的社会批评，他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1994年，鄢烈山写了《受虐狂》，文中引用德国著名政治家、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先生回忆当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作为知青个体，应该如何理性对待知青历史。施特劳斯先生说，他个性形成，领导能力的增长和承担风险的勇气，都要归功于他在二战中的6年戎马生涯。但是，他说，“如果事先有人问我，是否愿意为塑造和求得自己的个性接受这样一个学徒期，我的回答将是否定的。事实上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

　　鄢烈山认为，人们反思知青生涯，应该有这样的理性和逻辑。

　　时评家是怎样炼成的

　　那时的鄢烈山没有想到他会磨练成今天的样子。那时，他对时事还没有敏锐的感觉。到了“多事之秋”的1976年，未来的时评家还在钻研“傅立叶级数”（高等数学），至于当年发生的国家大事，诸如被肝癌折磨的周恩来病逝前几天还在床上学习的毛泽东诗词《重上井冈山》和包含“不许放屁”名句的《鸟儿问答》；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唐山大地震；毛、朱去世……等等，“若不是后来因上大学使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他“很可能把它们发生的年头搅混”。

　　那时，他“还真以为‘公社是棵长青藤’呢”。那时，他“何尝想像过‘人民公社’会有一朝土崩瓦解？更不曾想像过改革开放、自主择业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对于个人生活，甚至1977年冬，恢复高考之前，“早已成年的我，对自己的人生一点规划都没有，甚至没有想过‘人生’之类虚浮的词语；如果讲到‘人生观’、‘世界观’之类大词，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套话而已”。

　　回想往事，鄢烈山觉得“奇怪”，“我当时怎么就一点政治抱负也没有”？他说，“我真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想本本分分把自己当前在干的那一份活干好，对得起良心、不让人瞧不起。”对于前程，他就是这样“走一步，看一步”。

　　“当时的我，说是‘多么好的群众’也罢，说是‘麻木冷漠素质低’也罢，反正是知足认命、任劳任怨的‘沉默的大多数’”。

　　1978年秋季，26岁的鄢烈山去北师大上学。在他的记忆里，那年冬天的北京思想特别活跃。有段时间吃了晚饭就往西单跑，去看大字报听演讲。那时，沙俄时代“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的一句话冲击了鄢烈山：“你可以不成为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 他想，这个名句中的“诗人”一词，可以替换成自己将来的职业，例如，“作家”、“评论家”、“杂文家”。他铭记至今，并且日益坚定地把它奉为座右铭。

　　时评家的思想基因开始萌芽。公民意识开始成形，尽管它的全部内涵还不明晰，但是崇尚自由民主的观念，是明确的。

　　但是，在北师大上学的几年，这个农民的儿子经常生病，经常住医院。

　　1982年，北师大毕业，回到武汉，成为机关公务员。

　　1984年，做长江日报评论员。

　　1996年，到南方周末。

　　从1996年到2001年，鄢烈山连续5年在南方周末撰写时评专栏，这些评论文章，皆以针砭时弊、呼唤公民权利意识为宗旨。在那个社会情绪复杂的年代，鄢烈山的时事评论产生的影响在全国一时无双，也使他个人获得了极大的名声。

　　他总是嫉恶如仇，总是力求以最大的可能表达他对现实的判断和批评。1984年开始评论和杂文写作，22年来，鄢烈山已出版文集近20种。

　　鄢烈山最钟情的一个词就是“公民”。他把自己的评论写作称为“公民写作”。他追求作为一个公民的最大的表达权，他认为任何权利都是争取得来的。“首先得把自己当成公民，表达是最基本的权利”。他“不服气”，“不承认任何人、任何势力比我高贵”，“没有人是天生的奴才”。他始终相信进步，相信社会进步是在各种进步力量的合力作用下促成的，他相信“说了不白说”。这些信念，构成了鄢烈山的“公民写作”的动力。

　　鄢烈山现在的工作是编稿，改稿，校对，送审。事情是琐屑的，有时是令人郁闷而苦恼的。但是，他终日不改其乐。“心永远憧憬着未来”，百折不挠地往前走，相信“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这是他今年春天的一篇感怀文章中的话。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