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新华社记者樊如钧摄
[总理承诺]到2008年，要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今年把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由20元提高到40元，中央财政为此将增加支出42亿元。——《政府工作报告》
[基层调查]豫皖浙川四省部分试点农村
农村合作医疗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半月谈记者 代群 訾红旗 杨三军
半月谈记者最近分赴豫皖浙川等地走访时了解到，基层干部群众纷纷称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德政工程，得民心顺民意。不过，少数地区也出现了不尊重群众意愿，盲目追求参合率，一拥而上搞试点的急功近利苗头，值得警惕。其实，新农合试点并非扩面速度越快越好，关键在于农民能否得到实惠，能否从心眼里接受这一制度。
四川省一位县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告诉记者，四川省有一个区，为了迎合上级领导，盲目夸大参合率，居然向上级卫生部门上报农民参合率达到102％，一时间被基层干部们传为笑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豫皖浙川四省卫生主管部门未将参合率作为一项硬性考核指标，但一些基层干部说，在上级的各种检查、调研中，参合率都是一个领导们很关心的问题；在上级的各种文件和材料中，参合率也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上级要求参合率，底下就会胡作非为凑任务。自2003年新农合试点开展以来，卫生部通报的几起影响恶劣的违规事件，大多与弄虚作假、盲目追求高参合率有关。河南太康县在被确定为试点县后，为赶指标进度，用责任包干、硬性摊派等方式，强迫乡镇卫生院、乡村医生甚至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代替农民垫付参合资金。
2003年，浙江省有27个县进行新农合试点，而到2005年，试点地区的数量猛增了整整2倍，达到81个县市区，占浙江省全省县市区总数的90％。浙江省一些基层卫生干部认为，浙江新农合的高速推进，主要原因是地方领导重视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积极主动参与试点，但也不排除一些地方领导互相攀比的因素。
浙江省卫生厅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处副处长徐润龙说，新农合是一项新事物，全国各省目前均无一套成熟的模式和管理方式，浙江省虽然是经济发达地区，但在试点中还是面临不少工作难点尚难以解决，因此试点不宜过快推进，以免造成失误。
根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的调查，该省第一批27个县的试点过程中，只有48％的农民表示满意，参合积极性有下降趋势:报销范围窄，农民受益面小，实际报销医药费总额17．4万元，占参合农户医药费发生总额的11．9％；定点医院少，农民就医不方便；定点医院收费高，农民利益受损。
在经济欠发达的安徽省同样面临着试点高速推进的问题。按照安徽省的目标，到2007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覆盖全省农村人口的50％以上，即大约为2600万人，而目前仅为800万人。安徽省卫生部门认为，两年时间实现多覆盖1800万人的目标，任务相当艰巨。安徽省凤阳县卫生局局长顾守斌说，目前各地的新农合试点普遍管理机构不健全、工作经费不到位，人员大多是借调。
四川省都江堰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主任肖定松说：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几经反复，不仅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尚存疑惑，就是基层干部也有不少持等待观望的心态。急于求成，仓促扩面，一味强求参合率，其结果必然是再次失信于民。
农村合作医疗须过三关
半月谈记者 訾红旗 代群 詹国强
半月谈记者在豫皖浙川采访时了解到，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于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社会意义深远。但是，要让这项惠及亿万农村人口的政策全面推开，仍面临许多挑战。如果不注意到这些问题，将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一关：以大病为主的医疗补偿机制有待完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基于大数概率的大病保险制度，政策方向以大病为主，即政府补助的人均20元和农民自缴的人均10元，都主要补助大额医疗费用或住院费用。有关人士认为，这项政策有值得完善的地方。
首先，以大病为主的保障，不利于建立稳定的筹资机制。安徽省六安市卫生局局长潘健认为，由于重大疾病和住院医疗服务发生几率较小，会降低参保者的预期收益，威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的可持续性。金寨县卫生局局长熊德凯认为，全县新农合运行一年后，有一部分乡镇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前一年参加新农合并获得大病报销补助的农民这时候就不再加入。2004年，金寨县青山镇农民李学彬因肺外结核病住院，参合办给他报销2000多元。等让他参加下一年的新农合时，李学彬说：我总不会那么倒霉吧，连着两年得大病？
其次，现行筹资水平难以为农村居民提供有效的医疗保障。据了解，2003年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115元，但合作医疗的筹资总水平为人均30元，每人每年30元的合作医疗基金，远远不能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保障不足最终可能会使新型合作医疗成为鸡肋。四川省彭山县黄丰镇93岁的老太太袁惠英，因患慢性支气管病、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常年瘫痪在家，即便新农合给她看病有一定的报销比例，但她连基本的医疗费都拿不起，根本谈不上报销。
再次，保障目标定位为保大病，事实上放弃了对大多数人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责任，难以获得良好的投入绩效。河南省新乡市卫生局副局长徐广友说，在农村，真正影响农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许多农民的大病也是因为小病无钱治而扛成大病的。他认为，从卫生投入绩效看，对大病的干预所获得的健康效果远不如对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及时干预。此外，大病为主的保障方式导致小病大医的道德风险。
二关：筹资困难，运行管理费用过高
四川省都江堰市新农合办公室主任肖定松说，每年的新农合筹资都需要合管办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筹资。基层卫生干部在合作医疗发动之初，为了达到上级规定的参合率，费尽了周折。同时，历史上存在的以合作为名义的种种不合理收费等原因，造成部分农民对乡镇干部上门做工作持逆反心理，加上一些乡镇干部本身素质不高，筹资困难程度增加。
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缺乏组织能力和管理成本上的分析。以县为单位集中审核、报销费用，表面看来，统筹层次已经很低了。但实际情况却是，绝大部分县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口，且农村居民居住相当分散；合作医疗经办机构面对千家万户，健康状况差异很大且记录有限；县政府在组织管理上凸显窘迫，管理成本之高难以负荷。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试点县各级政府都要成立一套相应的管理机构，人员和办公经费都列入财政预算。这对于财政状况本身就很拮据的县乡政府和较低的合作医疗筹资水平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这些都只是直接的制度成本。此外，县级财政不仅要安排配套支出，还要承担数额相当大的宣传组织费用和运转管理费用。许多县级政府迫于无法安排这部分经费，将部分费用转嫁给卫生机构，包括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级诊所，而这些机构最终又会把这部分费用在经营中转嫁给患者。
三关：医疗保险没有照顾到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
河南省社科院院长王彦武认为，当前，我国每年都有1亿左右的农村流动人口，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农民工目前正处于一个医疗保险的真空地带──由于没有城镇正式户口，他们没有资格参加城市医疗保险；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很可能会要求他们返回原住地去看病。如果他们在务工城市看病，那他们就得承担合作医疗只报销部分医疗费用的风险。从长远考虑，随着城乡差别的进一步弱化，将中国所有居民纳入一个统一的全民保险体系可能更合理。
[中南海承诺]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要下决心调整投资方向，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政府工作报告》
[基层调查]鲁浙晋三省部分农村
警惕支农资金掷地无声
半月谈记者 董振国 范迎春 刘砺平
中南海谋划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张新路线图后，从东部沿海到西部边疆，一股新农村建设的热浪正在涌动。然而，半月谈记者最近在山东、浙江、山西三省调研时发现，各级政府对农村建设的投入年年加大，但同时农村投资浪费现象也已在不少地方出现，相当一部分投资成为无效投资，如投石入深泽，不见起水花。
牛团仓村过去坐落在浙江省嵊州市北漳镇的深山里，去年刚刚由山上搬到山下。村支书方元昌向半月谈记者介绍，这个村曾经由48个自然村组成，散落在各个山坳里，自来水不通、路不通、有线电视不通。村民买了电视机，勉强能模糊地看到一两个台。市里曾考虑给村里通有线电视，但一算，几百万也拿不下来。最后，市里投入30多万元，为村里建了一个卫星接收站，村民终于能看到十几个台了。然而，去年这个村实施了移民搬迁，村子整体搬到山下，几十万的投资白费了。
山西省建设厅村镇处处长张海对记者说，农村投资面大、分散，不像一个工业项目那么明显，但一算总账就会吓一跳。他说：本来投入农村的资金就有限，造成这么大浪费实不应该。2001年至2004年，全省行政村从31242个减少到29558个，减少了1684个。过去这些村通路、自来水、电、广播、有线电视以及办学校等，各级政府、各行各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保守估算，以每个村投入200万元计算，1600多个村就有30多亿元的投资，村庄的撤并宣布了这些投资的浪费。张海说：从经济学上讲，这些投资几乎变成了沉默资本，是无效投资，而且投资越大，浪费也越大。
说起农村建设投资的浪费，许多基层干部深有感触。山东省宁阳县罡城镇北落星村党支部书记樊西阳说：这些年农民盖房糟蹋的钱太多了。他说，原来农民盖房十多年一个周期，近几年六七年就一个周期。农民辛辛苦苦攒的那点钱全都花到房子上了，拿不出更多钱发展生产。
山西省石楼县地处吕梁山区，是一个国家重点扶持开发贫困县，全县财政收入去年仅为1300万元。石楼县副县长胡晋新说，算起来，这些年的投资也有不少，平均到贫困村里，也应该能看出些变化，可遗憾的是，很多村却是面貌依旧。他认为，支农资金投放过散，重复投资，是重要原因之一。
石楼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宋小泉说，过去支农资金投放是哪里需要给哪里投，这些年我们是吃够了撒胡椒面投资的亏了。小蒜镇大庄村是今年刚完成移民搬迁的一个村。村支部书记周怀俊说，过去村子在山上，县里各个部门年年投资扶贫，但每个部门钱都很少，啥也干不成。
山东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曹云龙说，农业开发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项目区过于分散，有的县1万多亩的开发任务分散到两三个乡镇，不能成方连片，结果十几年下来，基地规模不大，像样的龙头企业不多。
张海认为，目前村庄人口规模过小、分布过散是新农村建设的一大障碍，也是造成投资浪费的重要原因。一个300人的小村，无论搞什么基础设施，平均到每户负担都很重。而且新农村建设，要新建、扩建一些基础设施，占用土地也是问题。从这一角度考虑，新农村建设规划要改变村庄布局，向集约化方向发展。
而在支农资金的投放上，也应有集约使用的意识。山西省石楼县副县长胡晋新说，从去年以来，县里转变投资观念，将各种支农资金进行整合，捆绑使用，集中投放。全县整合支农资金4000多万元，虽然不多，但也相当于县财政收入的3倍。这些钱全部投到12个村庄的搬迁建新上，使这些村终于走出了深山沟岭。
[中南海承诺]有条件的地方要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五保户供养、特困户生活补助、灾民救助等社会救助体系。十一五规划纲要第二篇第六章
[基层调查]截至2005年12月底，全国共有1534个县（市、区）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776.5万农村居民享受低保。半月谈记者在农村贫困人口较多的重庆市进行了最新调查，重庆市先后在南岸区、江北区、九龙坡区等10个区县开展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点工作。
最低生命线 护佑农村贫困群体
半月谈记者 徐旭忠
从数年前的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到如今由点到面全面铺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农村贫困人群构筑起了一条最低生命线。十一五期间，随着各级财政加大投入，农村低保将朝着应保尽保的目标继续努力。无疑，这也是中央政府向全体人民承诺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一个具体指标。
农村低保救济了贫困群众，促进了社会和谐
农村低保制度如同及时雨，深受重庆农村困难群众的欢迎，基层政府开展此项工作的积极性也比较高。
南岸区是重庆市最早实施农村低保制度试点工作的地区。2003年7月，南岸区在深入农村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在较为偏远的长生桥、迎龙、广阳、峡口4个农业镇展开试点工作。根据南岸区的低保政策，农村低保标准为800元，即每人每年收入不足800元的农村贫困人口均可享受低保，由财政资金补足800元，当年就有1014户1575人享受到低保救济，低保金支出33万元。
南岸区民政局副局长邓从国告诉半月谈记者，目前全区9个镇全部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并且低保标准也由原来的800元提高至1000元。2006年，南岸区计划将农村低保标准提高至1200元。
谈起农村低保的好处，家住南岸区王家坪的80岁的杨秀芬老人眉开眼笑。杨秀芬的老伴已过世多年，现在全家4口人，膝下有3个儿子，大儿子残疾，另外两个儿子，一个患有气管炎，一个患有心脏病。全家人靠责任田维持生活，每年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根据低保政策规定，杨秀芬一家每年可得到近2000元的低保金，生活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杨秀芬感激地说：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们穷人也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重庆市民政局最低生活保障处处长漆治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重庆市对农村五保户和特困户等贫困人群的救济实行不定期不定量的临时救济，存在着保障水平低、操作不规范、工作随意性大等问题。建立农村低保制度，使对农村贫困人群的救济步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截至2005年7月，重庆市已有10个区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享受低保的农村贫困人口为9682户17909人，累计发放农村低保金420余万元，有效促进了社会和谐。
管理制度体现民主，低保资金全部由财政承担
农村低保实行民主动态管理。漆治建介绍，重庆市实施农村低保制度试点工作的地区中，都是以家庭为计算单位，实行村民申请、村委会调查、民主评议、张榜公布、镇政府审核、区县民政局审批、年度复查、半年发放这一民主动态管理模式，低保金的发放实行封闭运行。这种做法能够发挥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使得农村低保工作在民主监督下规范运作，透明度高，从根本上做到应保尽保、不应保不予保。
保障资金全部由财政负担。重庆市实施农村低保制度的10个区，放弃了其他部分省市由村集体分担一部分低保保障金的做法，低保保障金全部由财政负担，每年纳入财政预算。除江北区实行低保保障金全部由区财政负担外，其他区低保保障金负担均实行区和乡镇两级财政承担。农村低保实行财政负担的好处，一是保障金有了稳定来源，二是有利于增强乡镇一级政府的责任意识，把好审核关。
重庆市在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同时，还多渠道帮助低保对象走出贫困。在建立农村低保制度的区，几乎都制定了一套针对低保对象的扶持政策，如低保对象子女入学学费减免、低保对象就业享受优惠政策等。
三大瓶颈亟待突破
观念瓶颈。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的重心在城市，在农村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认识不足的问题。一些区县的干部认为，农村孤寡老人有五保制度，农民有自己的责任田，吃饭穿衣有保障，在农村实行低保没有必要。还有的干部认为，农村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在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条件尚不具备。
政策瓶颈。重庆市民政局最低生活保障处处长漆治建告诉记者，目前国务院和民政部没有出台关于农村低保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也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导致地方政府开展此项工作的难度很大，试点地区一定程度上存在管理不够规范、程序不够严格的问题。农村低保工作并没有列入区县政府和部门的考核，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区县积极性不高。
资金瓶颈。重庆市地处西部，经济条件差，困难群体面大，许多区县是吃饭财政。目前，重庆市年人均收入在668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五保户除外）有55万人，若按低保标准800元计算，保障金补差至少为132元，每年保障金补差至少在7000万元以上。因此，农村低保制度只是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区县勉强建立，而对于三峡库区和渝东南地区的贫困区县来说，开展农村低保工作相当困难。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认为，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也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器。当前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多渠道筹集资金；因地制宜，科学确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严格管理，完善监督，切实推进农村低保制度建立。
[中南海承诺]支持新型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务农技能和科技素质。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增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培养造就一大批生产能手、能工巧匠、经营能人和科技人员。十一五规划纲要第二篇第七章
[基层调查]江西、吉林部分打工村
乡土人才荒 拷问新型农民从哪里来
半月谈记者 林艳兴 翟景耀 齐海山
建设新农村，资金也许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没有乡土人才。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村里都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分别由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和九九重阳节引申而来）。没有新农民，如何建设新农村？江西省南城县徐家乡五帝村党支部副书记吴志坚的一席话，绝非杞人忧天，而直指一个关键问题──建设新农村的人才瓶颈。
劳务输出成绩单，人才流失忧心账
春日景和耕耘忙。半月谈记者来到江西南城县徐家乡五帝村，偌大的村庄罕见青壮年人的身影。吴木根老汉告诉记者：他们村户籍人口有900多人，现在有300多人在城里打工，村里20来岁的年轻人寥寥无几。
吴木根对半月谈记者说，时下，高素质、有文化、懂技术的人才在乡村严重短缺，就是诸如修筑水库的力气活，也难以组织群众投工投劳。2004年，他不顾妻子、儿媳的反对，把20多岁、有经营头脑的儿子吴志坚叫回村里来。吴志坚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广东打工，当时已当上一个知名摩托车品牌的总代理。如今，吴志坚创办的纳米涂料厂年产值上千万元，他还担任村支部副书记，管理全村20多家村办企业。
但吴志坚却有新的烦恼。他说，国家现在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作为年轻人，真想在村里大干一场。他想搞现代农业，搞规模经营，一些人连大棚都不会搭，找个示范户还得从遥远的山东引进来；想搞村办企业，也要到外面找技术工。他说，有时候在村里甚至连找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他成了村里孤独的年轻人。
半月谈记者手头有一份这个省劳务输出的最新成绩单：2005年，全省农村外出劳务人员649万人，比2004年增加44万人，增长7％。这个成绩单，又何尝不是农村青壮年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失账？半月谈记者根据江西省有关统计数据匡算，江西16～30岁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实际上只有500多万人，除了在校学生，江西农村几乎没有16～30岁的年轻人。
农业科技推广和基层组织出现断层
周树学是吉林德惠市郭家镇郭家村9社农民，家里有4口人，22岁的儿子已经在外面打工多年。谈到新的农业科技，周树学说：家里这点地我们老两口就能维持了，人老啦，不想冒什么风险，也不想再费那个力气。那些新知识、新科技，就是让我们学我们也弄不明白啊。
吉林农安县前岗乡宣传委员孙洪举认为，农民的小农意识目前还比较强，尽管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是整体素质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相当多的农民还是文盲和半文盲，精神文化生活、法律意识还处于落后状态。吉林榆树市农业局副局长李恒对半月谈记者说，榆树市20～40岁的年轻农民多数出去打工了，懂科技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非常少，而且后劲也不是很足，这种断层非常可怕。
许多基层干部更为担忧的是，由于年轻人大量离乡，后备干部、发展党员都面临一个年龄段、知识结构断层问题。榆树市泗河镇党委书记党立新深有感触地说，现在要在农村选一个有高中文凭的干部很难。
榆树市红星乡宣传委员孟宪锐认为，现在乡村政府里面年轻人太少了，就连团支部书记都是45岁以上，整个班子的整体老化造成很多工作按照老路走。农村党员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断层现象。
倾力储备和培训新型农民
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这是多年来各界为解决三农问题所开药方中少有的共识之一。江西省委农工部综合处处长廖志斌说，建设新农村，无论是资金还是观念，都离不开农民进城务工。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需要培养造就千千万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而进城务工本身就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问题是，现在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并不一定都是农村剩余的，有相当部分是农村急需的。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尹小健指出。江西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潘逸阳说，建设新农村，首先应该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价值主体，更是新农村建设的创造主体。
留住人才，更需培训人才。吉林一些基层干部认为，必须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必须对农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法制观念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和科技文化教育。尹小健说，现在国家非常重视对农民工的制造业技术培训，实施了阳光工程，但培养方向多为产业工人，对农民的农业技术培训相对缺乏，特别是一些农业专业院校以及综合性院校的涉农专业纷纷改名换姓。他建议，应该对此予以纠偏，对涉农专业及其就读人员给予特殊政策扶持，如保障就业、保障最低工资等；国家还应在就业、资金、税收等方面出台优惠措施，鼓励务工有所成就的农民工、学有所成的大学生返乡创业。
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开展了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工作，但这些人进村只是零星的火种。更重要的是，要让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逐步形成各类人才竞相涌向农村的局面。
[中南海承诺]继续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加快供销合作社经营网络改造和城市商业网点向农村延伸。十一五规划纲要第二篇第四章
积极发展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连锁经营，建立以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为核心的新型营销体系，改善农村市场环境。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
[基层调查]2005年2月起，商务部开始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力争3年在全国建成25万家农村超市（标准化农家店），覆盖全国50％行政村和70％乡镇。截至2005年底，全国有1150家流通企业在777个县市进行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试点，目前已新建和改造7万个标准化农家店。在湖北农村经营得如火如荼的富迪超市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家。
富迪超市：让庄稼人从钱袋里掏出快乐
半月谈记者 袁志国
湖北富迪超市第一个农家店下乡时，其拥挤、热闹的程度犹如春运时的火车站；高峰期，富迪同一天有5家农家店开业。往日城市中独有的景象，却在今天的江汉平原农村出现了。正如富迪公司董事长李俊明所言，超市下乡实现了农民和城市居民在相同的时间、以相同的价格、享受相同质量的商品和服务。随着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展开，超市正成为新农村的一道缤纷风景。
第一个农家店几乎被抢购的村民挤破门
2002年，李俊明异常烦恼。自己17年摸爬滚打干出来的家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年，武商、中商和中百等国内商业大鳄开始布局仙桃。虽然富迪超市当时在仙桃城区已开办20多家分店，但面对这些大鳄，作为区域连锁的富迪能站住脚跟吗？无论从哪方面看，我都无法与这些大鳄抗衡。在他们面前，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弱者，必须承认城市是他们的天下。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李俊明在低头、退步之间，找到了一片新的天地，他决定避人锋芒，退而将重点转向农村消费市场。这个方案提出后，在富迪管理层引起了激烈争论，李俊明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第一，国家正在进行取消农业税试点，农民的消费力将有所提升；第二，一些农村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重灾区，农民渴望买到放心商品；同时，巨鳄们还没时间来顾及农村消费市场，所以我们应该抢占先机在农村进行尝试。
早在2000年12月18日，离仙桃城区40多公里的杨林尾镇迎来了一个难忘的日子。在这里，富迪的第一个农家店一开张，数百人涌进了这个营业面积只有150平方米的超市。富迪办公室主任徐和平说：当天的盛况完全出人意料。货架上的商品很快被抢购一空，从配送中心紧急调运来的东西还没摆上货架也被抢购一空，超市提前关门后，地上都是村民们挤掉的套鞋、斗笠。当天的营业收入达14.5万元。
超市下乡如此火，说明农村的现有消费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富迪公司从中得到启发，他们迅速提出在江汉平原实现无缝隙覆盖。此后一段时间，富迪公司平均每7天开一家新超市。到目前，该公司共有170余家超市，遍布江汉平原绝大部分县市，其中开在乡镇和村里的有80多家，经营状况良好，没有一家亏损，平均每1000平方米纯利润在10万元以上。去年，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8亿元，而乡村超市占了其中的70%份额；富迪公司的员工近6000人，其中就地吸收的农民员工有4500多人。富迪超市已成为江汉平原最大的乡镇连锁超市经营公司，这些农家店正在深刻改变农村的商业生态和农民的生活。
超市刷新了乡里人的日子
过去超市只在城市，农民要享受超市购物，不得不奔波几十上百公里往城里跑。现在，富迪的乡村超市和城市一样，营业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半，环境既宽敞又漂亮，是乡村最热闹的好去处。
富迪超市进入监利县朱河镇之前，该镇电影院长期闲置，破败不堪，如何处置早就名不副实的电影院一直是镇领导的一块心病。富迪将其改造成朱河购物广场后，电影院焕发了生机，超市周围吸引了大批专卖店和美容店，使这块地的租价由原来每平方米不足200元上升到1200元。半月谈记者在仙桃彭场镇采访时，三联村农民王柏海高兴地说：我现在基本3天来逛一次超市，给小孙子买牛奶和糖果。虽然家旁边有小卖铺，但在这买得放心，而且这离家也不远。
在仙桃市胡场镇富迪超市，五号村农民郑西清告诉记者：乡下有了超市我们都很高兴，这和城里的超市没什么两样，想逛超市不用像以前那样非得进城了。目前，富迪公司的总营业面积达到14万多平方米，经营品种包括日用品、医药品、生鲜商品及农资商品近2万个品种。农村市场缺什么，农民想要什么，他们就组织进什么，销什么。为满足农民购买放心药品的需求，他们引进了医药专柜；为满足农民就近购买生产资料的需求，他们增开农资专卖店，提供超市订购、送货上门等多种服务方式；为满足农村婚嫁喜礼消费的需求，他们引入电讯和珠宝超市。
据了解，富迪公司建立了自己的物流配送中心，推行统一管理、统一配送、统一采购和统一标识的经营模式，商品直接来自信誉和质量有保障的生产厂家，消除了农民就近购物不方便、不安全、不实惠的顾虑。现在，曾经深受假冒伪劣商品之害的农民兄弟，在超市里还学会了看商标识别真假，查生产日期判断是否变质，进行价格比较看是否物美价廉。
超市+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更是兴了农业，富了农民。目前，富迪公司已建起了21个专业生产基地和50多个专业生产合作社，并在超市所覆盖的乡镇广设农产品收购点，实现农产品进城。仙桃郭河镇养鸡户邱保新在与富迪合作前，养鸡规模只有500只，合作后，养鸡规模一年大过一年，明年可望达到40万只。
面临复杂环境的乡村市场工程期待政府的支持
随着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的铺开，富迪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风风光光的背后，李俊明有一肚子难咽的苦水。
2004年12月18日，富迪公司的监利县新沟店开业。因为超市将对当地个体工商户构成冲击，当地200多人一大早就封堵了店门，高喊赶走仙桃佬，赶走富迪！尽管派出所出面干预，还是有不少人涌进店里大声叫骂，有11个老人甚至躺在地上不肯出门。李俊明感叹说，在监利开店几乎是开一个堵一个。
来自一些政府管理部门的特殊关照使富迪更难以招架。富迪公司的有关负责人对半月谈记者说，富迪在仙桃开一家店只需办9个证，花费150到300元，在当地工商部门备案就可以开业。但在某些地方，一些政府部门对连锁企业跨区域发展缺乏认识，把连锁企业下属网点视同独立核算门店对待，每开一个店都必须进行行政审批，一个证照要花近2000元，还不一定及时办。有时新店开业的内部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就因为证照迟迟办不下来，而不得不延期开业。各种名目的收费项目，如砌墙费、散装水泥费、防空费等让人闻所未闻……
诸多痛苦经历使李俊明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超市下乡如何加速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最大限度地减轻发展的阻力。他们从农村邻里纠纷吵架劝架中得到启示，开始尝试在本地聘请有正义感、交际能力强、认同富迪且德高望重的人士担任外围店长，每月800元的工资，并配发手机和摩托车，由他们去处理这些外围事务。要冲破农村这张网很难，光靠企业去冲说不定就成了先烈，李俊明认真地说，希望国家能把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变为政府责任，把搞好超市下乡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为超市下乡完善政策，打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责任编辑：王燕) |
|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