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志

　　从‘两会’到‘两会’闭幕9天后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延续两年的对中国改革第三次大争论，被最终定调为‘开弓没有回头箭’。其中备受非议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再次为中国改革的正本清源付出了努力。

　　吴敬琏也许不是中国最有学术建树的经济学家，但他肯定是中国改革20多年改革流变中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身影。

　　如果以对经济学理论建树的贡献或者以在国际刊物发表论文数量来衡量，吴敬琏也许并不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者，但是，如果从对中国改革的实际影响来说，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无出其右者’。也正因为这样，在国内目前反思改革的大争论中，他成了最受争议的内地‘主流经济学者’。作为中国内地市场化改革最有力的学术推动者，作为计划体制和权贵资本主义最深刻、敏锐和坚定的批判者，他曾被内地媒体誉为‘经济学良心’，但是在缘起于2004年的改革争论中，他被他的论敌和众多网民指责为漠视大众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误导改革的祸殃’。自从1978年以来，关于中国改革的各种争论从未中断，吴敬琏也曾多次身处争论的风口浪尖。然后，在过往的争论中，他的论敌者从来不曾有如果广泛的民意支持。改革的艰难和分歧，或许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因为他曾不止一次引用的狄更斯的话告戒大众：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时代……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然而这次面对众多情绪化民众的指责和质疑，多少出乎他的预料，不过这个羸弱而倔强的老人仍然坚称：‘不是改革错了，是改革碰到了硬障碍，改革遇到了阻力！’

　　市场理念的薪火相传和植根中国

　　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从集中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吴敬琏如此判断他所身处的这个改革时代，而他也正是以其对市场经济理念在中国的忠诚传递，被称为‘吴市场’，并以其在中国改革实践过程中的理论构建作用，被年轻学者赵晓评价为‘后辈经济学家很难超越’。从2004年以来直到现在，对中国改革路径的争论，上溯到80年代初期，前后共三次中国经济改革大争论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思潮和体制较量一直没有停止。在这个过程中，吴敬琏从他倾慕的经济学家顾准，到与之并肩奋争的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等，使市场经济理念——树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得以薪火相传。

　　‘文化大革命’以前，吴敬琏对当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也是‘深信不疑’。‘文革’结束后，孙冶方、薛暮桥等开始把中国改革的取向指向了市场，吴敬琏站到了这个队列中。几经争论，直到1984年，市场经济才首次胜出，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奇怪提法进入改革主题。1989年后，两种思潮争论再次开始，在这次争论中，吴敬琏已经站到了‘捍卫市场的第一线’，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对这场争论一锤定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成为新的改革目标。面对2004-2005年间发生的中国改革应当何去何从的争论，吴敬琏再次站出来，他指出，一些人利用大众对目前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和学界人士对改革和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正当质疑，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并且取得了某些成功。他不但表示了担忧，也提出了正确解决争论的办法：‘除了这种关系改革整体路线上的争议需要进行政治层面上的辩论外，对于许多具体问题，包括一些改革是否存在“泛市场化”和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偏向，某些提法是否带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色彩，都应当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针对问题、实事求是的切磋与辩驳，达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共同提高的结果。’

　　指点转轨期公平与效益失衡的体制根源

　　中国经济改革向来就不单纯是经济部门的事情，从这次关于市场化改革方向的讨论把涉及社会公正的诸多问题牵引进来可以得到印证。对于市场经济改革和公平与效益的平衡问题争论已久，特别是在目前的转轨时期努力保证社会公正，不但是吴敬琏一再提起的一个改革核心问题，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一致认可的问题。关键是如何看待目前诸如贫富分化、腐败蔓延、医疗教育等社会结构性矛盾产生的根源，即这是否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产物。对此，吴敬琏发挥了奥肯提出的‘效率与平等替换’原理，他指出，理论上平等包括机会的平等和结果的平等，奥肯提出的‘分配越是不平等，越能提高效率’是指结果的平等，而机会的平等，则大体上是同效率互相促进的。所以，‘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机会的不平等和无效率，用市场经济制度去创造机会平等和效率。’他认为，目前的贫富差距等社会不平等主要是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其根源是经济体制的变革不够彻底，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权力仍然过大，并因此影响到平等保障机制的缺陷和规则的失效，根本问题还是所有制改革不够彻底和配套机制不健全。在今年‘两会’期间，他分析认为，这一体制根源造成了众多改革缺陷，具体包括：第一，一些关键经济领域的改革，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国家垄断的基本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等由于体制障碍重重而进展缓慢；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对于农村发展，他认为修几条马路、盖几所房子不会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现途径，而必须推进体制改革。此前，他认为制约农村发展的最根本问题之一是土地制度，因为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界定了农民在土地经营权上的相关权利，但是：第一，在土地为农村集体所有的情况下，法律并没有明确界定村集体如何组成，以及作为农村集体成员的农民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利；第二，受土地承包期限的限制，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变得残缺不全，农民并无足够法律手段抵制行政部门出于商业目的无偿强征土地。为此，他建议应当授予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永久使用权，并对其产权流动作出明确规定。否则，农民仍难免陷于不平等的发展地位。对解决体制弊端，吴敬琏与众多主流经济学家最终的路径选择是一致的：必须加大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学家的自由精神和社会道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吴敬琏认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可贵的传统，所以他认为，尽管‘每个人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但要看是什么利益集团。经济学家是为谁说话？我认为经济学家主要看他的观点，不是代表哪个利益集团讲话，不是哪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当经济学家就要回到你的经济学家的位置上来’。

　　‘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有很多教训，经济学家被要求跟着政治走。而经济学首先是实证的科学。经济学家首先要坚守的是实事求是地、按照事情本来的面貌说话。这个结论是我们经历了40来年的曲折后得出的，也是像顾准这样诚实的学者用生命为代价得来的。’惟其处于此种精神自由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方才不忘社会道义，吴敬琏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中国推动一个已经在世界得到明确验证的市场经济体制，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道义责任。他说：‘不论怎样，当我们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当看到一些生活无著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收入辛苦生活时，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对于‘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的影响，目前可以有各种评断，但历史的声音必将只有一种。古稀之年的吴敬琏，在这个现实之中一直存在这样一种理想困境：‘以理性的知识分子、明智的官员和真正的企业家为代表的平民大众才是今后中国改革的推动者。可惜的是，目前这部分力量成长太慢。’这句话说在9年前，如今看来，中国改革仍未走出这一困境，改革仍在由内部人主导型向社会参与型艰难过渡。

(责任编辑：魏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