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达沃斯

　　梅新育/文

　　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于1月29日结束了。围绕“创新思维”主题，针对世界经济、政治面临的重大挑战及其应对之道，2340名嘉宾举行了240多场讨论。本次论坛设置了8项议题：中国与印度的崛起；经济发展区域的改变；新倾向性与观点变化；创造更多未来就业；区域性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努力；构建对公众与私人机构的信任；处理国际危机中有效的领导能力；变革、创造力与构思策略。在笔者看来，对于我们而言，无论是要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还是评价此次论坛，关键都在于国内公平与国际公平这两个方面。

　　追求国内公平

　　近年世界经济增长强劲，2006年也不太可能出现戏剧性大逆转，但各国收入分配格局大面积恶化给这幅繁荣图景投下了阴影。就在此次论坛开幕前，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发表的研究报告表明，1990—2001年间，全球人均收入每增长100美元，最贫困人口收入仅增长60美分，比上世纪80年代的2.20美元锐减73%。

　　收入分配格局恶化的趋势相当普遍，无论是公认的“失败”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抑或发达国家，概莫能外。在中国，我们痛感收入分配失衡已成为当今最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之一，也是众多其他问题的根源。在中东最发达的以色列，2000—2005年间，贫困人口增幅高达45%，同期总人口增幅不过8%。在美国，上世纪90年代至今大多数时间处于“无通胀增长”的繁荣时期，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却一直趋向下降。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贫困的普遍和程度的高低，更在于扶贫力度的削弱，以及贫困人口向上流动机会减少。就国内扶贫而言，即使在号称发展中国家经济成功模范的亚洲（特别是东亚），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民收入增量中用于扶贫的比例也从10.2%锐减到了2.9%。就国际扶贫而言，近10多年发达国家几乎全部大幅度削减了其国际官方援助，对剩余官方援助也增加了许多条件。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减少贫困，最重要的不是直接扶助，而是向贫困人口、贫困阶层、贫困地区提供依靠自我奋斗向上流动的机会。此次论坛的组织者们设置的第4项议题就是“创造更多未来就业”，其主要内容包括“了解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出现的变化性质，全球就业形势，对新技能要求，劳动力迁徙，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和经济结果。”不幸的是，虽然由于各人、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禀赋不同，发展速度存在差异是正常的，但在很多国家，强势阶层、强势地区取得了较大影响力之后，就迫不及待地企图树立对他们片面有利的规则，大幅度提高贫困人口、贫困阶层向上流动的壁垒，固定对他们有利的社会分化格局；而在当前的政治游戏规则下，这种企图又常常能够得逞。遗憾的是，此次论坛对此讨论不足，最终也只能感叹一番“反饥饿斗争前路漫漫”了事。

　　实现国际公平

　　此次世界经济论坛高度关注中印这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头号议题就是“中国与印度的崛起”；与会人士“言必称中国”，堪称本届论坛最大特色。之所以如此关注以中印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背景是近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业绩可观，影响力日增。日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文声称2005年新兴市场产出总量占全球比重已经过半，并罗列了一系列数字：新兴市场出口总量占全球比重从1970年的20%提高到现在的42%；新兴市场外汇储备占全球2/3；石油消费量占全球47%；过去3年新兴市场平均经济增速超过6%，而发达经济体仅2.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5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仍将是发达经济体的两倍。如果这种相对增长趋势维持下去，20年后新兴经济体产出将占全球的2/3。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要求有关各国作相应调整，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失衡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与主要发展中国家之间确需改进经济协调，此次世界经济论坛也开宗明义向与会者提问——“全球发展中心转向亚洲，各国面临的挑战与机会”。令人欣慰的是，西方不少有识之士对此趋势给予了积极评价，劳拉•泰森就认为中国和印度国内消费的增加将带动全球经济的增长。然而，我们也不可忽视相反思潮，劳拉•泰森就指出，发达国家人民往往将本地失业问题归咎于全球化，迫使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她在论坛接触到的美国人，就有人视中国发展为威胁。部分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已经步入国际经贸争端高发期，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也格外艰难。

　　其实，经济发展更多地是“双赢”而不是零和博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给发达国家带来的主要是新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威胁。在此次论坛上，年会联席主席、前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强调，世界经济不能仅仅依靠美国一台发动机；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则强调，资本正在流向最富裕的国家，发展中国家是资本净供给者。何况，目前的国际经贸规则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公平，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这一点无时不在威胁着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途，人们不能指望小块繁荣孤岛能够长久安然矗立在浩瀚的贫困海洋之上。坚持多哈回合的“发展导向”并不是给予发展中国家额外优惠，而是平衡他们分享的全球化收益和承担的调整负担。毕竟，任何“发展”的成果都必须让尽可能广大的社会成员分享，一国之内如此，国际社会也不例外。天下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可逆转的潮流，假如对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合理需求掉以轻心，全球化进程未必没有可能全面逆转，导致南北两败俱伤。20世纪上半期已经发生过这种逆转。目前，正如加纳贸易与工业部长阿伦•克列梅滕在此次论坛上警告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国家怀疑多边贸易体系能否兑现其承诺；印度信心工业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穆克什•阿巴尼（Mukesh D. Ambani）更直言，国际社会担心世贸组织进程自身会走向崩溃。

　　好在主要西方国家代表在此次论坛中表现出了某些积极姿态。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和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一致认为，在此次论坛期间的世贸小型部长级会议上，气氛有所改变。曼德尔森敦促各方抓住机会，尽可能改善气氛；波特曼则强调，如果多哈回合谈崩，有关各方将满盘皆输，美国支持当前谈判中一切朝向自由化的方面，呼吁各方共同努力。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则敦促有关各方面对现实，欧盟应在开放农产品市场方面做出更大的让步，美国应削减其国内农业补贴，瑞士和日本则应同时改革上述两个方面；并不无乐观地声称多哈回合谈判将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希望此次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建立的良好气氛能够贯彻到多哈回合谈判中，更希望多哈回合谈判未来达成的协议能够得到各国的切实遵守。毕竟，世贸组织规则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特别是发达国家不遵守其对世贸组织的承诺，曲解世贸组织规则，或以本国国法取而代之，在入世以来的贸易争端中，中国对此已经领教得足够多，也足够深重。

　　不无遗憾的是，此次论坛没有深入探讨近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账面成果中的“泡沫”成分及其脆弱性。上文提及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数字的泡沫成分在于，它们是用购买力平价指数而非市场汇率，将各国GDP换算成美元后加以比较的。这种计算方法虽然避免了汇率波动影响，而且考虑了新兴经济体物价较低的因素，但不能反映国际商品服务交换的现实。若按市场汇率计算，新兴经济体产出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一直在下降，2005年仅为26%。

　　不仅如此，近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周期性因素或取决于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其经济依附性并未彻底改变；经济增长势头能否保持，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近年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因素莫过于大宗初级商品价格屡创新高，但初级产品价格不可能始终上涨，大幅度下跌的阴影日趋浓重。2000年下半年以来，发达国家相继大幅度下调利率，低利率一方面激励了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刺激了发达国家消费，从而拉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然而，2004年6月以来，美联储发动新一轮加息周期，发达国家利率日益高涨，一方面可能导致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大规模逆转；另一方面高利率必然遏制发达国家的负债消费，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影响可想而知。

　　结束语

　　经济全球化时代造就了全球化的利益问题。客观上要求各个国家、社会各界广泛协调，以便解决问题。我们并不奢望世界经济论坛能够直接解决多少问题，但我们有理由期望，通过来自众多国家／地区的社会各界人士共处一堂的讨论，世界经济论坛能够有助于推动解决问题。毕竟，本次论坛的2340名嘉宾们来自全球89个国家／地区，横跨政界、商界、媒体、体育界、国际和非政府组织，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

　　（作者供职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所）

(责任编辑：李淑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