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举重冠军邹春兰沦为澡堂搓澡工一事，被广为报道，在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反思一下我们的运动员培养机制确实有其实际意义。

　　两年前，我曾去广州某城中村探访过一位从雅典奥运归来的选手，男子花剑亚军董兆致。那天，他跟我谈得最多的，是退役后的出路。

　　董兆致的房子，是他用上届奥运会获银牌而被奖励的10万元买的，很便宜，但属于村集体性质房，没有房产证，周边环境也很差。他念叨一定要多赚点钱，好让自己的女儿长大后换个好点的社区。但他知道这基本没可能了，因为他早过当打之年，就算他在巅峰时，一年的比赛奖金也不过3万元。

　　其实，董兆致已算是幸运儿了，毕竟他连拿两届奥运亚军，更多的运动员是在耗费前半生后才发现，他们拼搏一生或许连一间城中村房都无力购置，所以，邹春兰现象绝非个案。

　　曾有业内人士保守统计，全国在役运动员约14000人，按照优秀运动队15%~20%的年更新率，平均每年有近3000名运动员退役。以此累计，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

　　一边是大量的运动员退役后无法安置，另一边则是一如既往的人海战术。由于体育行政管理体制采用的是分级管理的模式，省级优秀运动队在全运会上的成绩，关系到当地政府对体育工作的经费投入，甚至关系到体育行政领导的政绩考核；于是，各省为了在全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不计成本，不考虑投资效率，盲目地扩大队伍规模，每一名冠军背后，便是上千少年人的青春。

　　美国经济学家富兰克林·H.奈特曾写过一本改写世界经济史的书《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书里这么说，减少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概率归类来减少，二是通过选择一些风险喜好者来承担。前者如保险公司，后者则如投机商人。但它有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一个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体系。

　　奈特的方法，或许可以用于破解中国体育的困境，那就是让体育更加市场化，而不是只靠行政思维主导。（作者为本报华南分社记者）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