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恩:医疗体制的改革,不在一个全方位的水平上推进的话,你只是一个环节的成功,很难使得其它方面都支持相应的成功的反映。
●刘国恩:我们医疗体制改革除了药品的改革,还有医生的技术的改进,还有我们补贴需方,就是政府给病人,给需求者提供更多的经济上的支持。
●刘国恩:建立一个全民性的这种保险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在多层次的、国家的、社会的、民营的、私营的,这种保险机制可以解决贴补需方的能力。
●刘国恩:健康是全社会都应该关注的问题,不是说生病的人才关注的问题。 政府和市场在医改中的作用是相互补充的。
●刘国恩:再医疗体制改革问题上,政府和市场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不应该把它作为两个相对的模式来比较,它们不应该是对立的。
●刘国恩:政府要做的事情,尤其是卫生部,应该和其它的部进行更多的交流和沟通,能够达成共识所以说我们的控制的共识,尤其是在健康教育的投资方面,究竟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和措施。
●刘国恩:健康投资就是最好的投资。如果人的健康不能保证,你的经济就很难可持续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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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报》资深记者 孙晨: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中国经营报》的记者孙晨。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北京大学卫生与经济管理系主任,北京大学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刘国恩教授。我们将和刘教授一起探讨中国的医改问题,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宣威模式”看医改新方向。刘教授,4月3号《中国经营报》刊登了我们的一片特别报道,叫做“宣威模式”调查寻找医改新方向,这是我到当地政府以政府为主导的药品采购的模式进行的调查,如实反映了宣威模式的利弊,也记录了对这种模式的态度。根据我们的调查,以及专家的分析,我们有必要进行思辨,政府在医改中应该扮演什么德阳角色?今天我们讨论就是这个话题。刘教授您认为理性地看待宣威模式的话,这种模式有没有推广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模式有没有它可持续的可能性?
医改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刘国恩:首先谢谢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跟网友有机会讨论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也很高兴跟网友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刘国恩:你刚刚谈到的宣威模式这个调查,我们并没有对宣威模式本身进行过太多的研究也没去过现场调查。我觉得宣威模式体现应该从两个方面,首先是它有没有推广的意义,和可持续性。我觉得一个方面,“宣威模式”它是因为由政府主导来进行的比较彻底的药品的招标与采购,那么政府从头到尾是比较成功的,纯粹从药品招标的采购这个角度来看,从药品招标的角度和初衷来讲,“宣威模式”实施的话,是值得大家借鉴的。
刘国恩:因为它要实现药品的招标与采购,我们暂且不议论这个模式是否是系统的,是否是可行的,至少我们就它的目的来讲,它的目的是达到了,与其它的城市的招标比较,药品的招标是下降了,而宣威呢,是不是药品的模式降下来了,而且政府是不是能够实施这个招标以后的结果,使得老百姓能够购买药品,从这个角度来看,“宣威模式”使药品的价格降低了,并且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既然要实施一个政策,政府就要从头到尾实实在在地贯彻,你不能做出与原来的初衷不同的方案,使得你的结果跟你的方案都不一样了。
刘国恩:说到“宣威模式”有没有可持续性,那么就是我在另一方面要说的,中国的医改要不要改,不是说单纯的医药的改革,是药品通过生产送到医院的手上,医生通过他自己的处方再给患者进行医疗,但是医院的运行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它还有住院,还有检查,还有其它的非药品的治疗,所以说一个医疗体制的改革,不在一个全方位的水平上推进的话,你只是一个环节的成功,很难使得其它方面都支持相应的成功的反映。
刘国恩:就是你们报纸上报的,如果药品采购实施成功了,很可能医院就在宣威这些地区,能有持续十几年的状态,而其它的环境和条件又没有改变,那么所以他们就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除非国家推行其它的配套政策,来让他们在这个药品招标采购得以实施得很好的前提,又有了好的承诺。
刘国恩:所以说,你看其它地方的这个医院,他们为什么还可以继续地进行政策的业务呢?药品招标采购把药品的价格降下来以后,医院的医生却还有很大的幅度可以使用标外的产品或者说在标的内产品使用的幅度比较大。
刘国恩:所以说政府的监管可能不如宣威那么大,所以就给医院这么一个空间,所以说你这个可持续性问题就出来了,如果按照宣威的模式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好事。如果不按照配套进行的话,可能就出了问题了。所以说只有以战略性的思维进行下去,才有可能持续下去。这只是从供求的方面来讲,而从老百姓方面来讲,我们再谈医改的成功和失败。
政府给需求者提供更多的经济上的支持
主持人:“宣威模式”是想从医改的范围通过这个模式来使医院的利润空间丧失,你觉得它的这个方法是否是可行的呢?
刘国恩:药品的价格降下来,已经就是薄利了,那么你要多销,那么怎么样多销呢?买你的药品就是多销了。如果在消费者就是病人那一方,在收费不变的情况下,你薄利和厚利的角度讲,那么你薄利可能会多销。那么你薄利会不会赚到你多销的那个钱,这就看你的购买力了。宣威是贫困的地区,老百姓真正用于医疗服务的购买力有多大,这就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医疗体制改革就是除了医疗的药品的改革,我们医生的技术的改进,还有我们补贴需方,就是政府给病人,给需求者提供更多的经济上的支持。
刘国恩:那么这个购买力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薄利多销上,这个才是源头。这就需要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体的方案,由于是我们国家地区偏远地区的需求,那么我们可以对很富裕的地区,或者是人群,上海、北京、深圳,是不是国家可以进行一定税收的调剂。就是把一部分的资源拿出来补充贫困地区的购买力,使得他们增长医疗需求的能力。这是一个宏观的政策,国家的一个战略性的政策,OK?如果这个政策不解决,就会出现我们刚才的问题,如果是薄利肯定是多销,那么薄利肯定远不能弥补多销的损失了。
刘国恩:这就是在很多的其它国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地区。国际组织采取了很多的手段,来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的人群进行需方的补贴。通过各种形式,尤其是建立政府的或者是民间的保险机制,来补贴需方,为什么叫做保险?为什么说保险机制?可能会在一个程度上帮助需方加强购买力呢?
刘国恩:因为保险是贫富大家共享,一起交钱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不生病,那么不生病的人就补贴生病的,如果政府再贴一部分给生病的人,没有生病的人也补生病的人。那么就把综合的能力都拿在一起补贴生病的人,那么你今天没有生病挺好的,那么你就享受不到这个利益了。你的钱你拿出来去补贴那个倒霉的人,你也不知道你会不会生病,那么我情愿交保费,保险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所以我认为建立一个全民性的这种保险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在多层次的、国家的、社会的、民营的、私营的,这种保险机制可以解决贴补需方的能力。
主持人:我了解到宣威是今天国家解决医疗的力度,农民自己拿四十块钱,政府给他补贴一百块钱。那么他得了癌症给他报销一万多,有一套这样的政策。那么你觉得这样的政策下来以后,那么您觉得从供方、消费者的角度来讲,需方,他增加了购买力了,医院是否就能因此保证他的供应力量了?
刘国恩: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你自己出了四十块,政府再补贴五十块钱,他的购买力就增加了。他的钱增加了,很大程度上就增加了医院的能力。这个钱够不够需方的需要,这就要进行调查。
刘国恩:看这个地方的人群他在自然地条件下发病的情况,他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对医疗的需求,宣威这个地区医疗机构的分布,和医疗机构是不是协调的。假设这个地区的医疗服务机构太多了,很可能就出现这种状况了。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还不能养活这个地区。反之,你医疗机构的使用还显得非常的紧缺,那么就说你这个服务机构太少了。
集中招标采购有助于药品降价
主持人:对于这个药品招标模式,我们之所以选择宣威模式进行调查,是因为他把“阳光的工程”做得达到了目的。很有可能在其它的地方我们听说过招标的黑幕,而且药价不降,反而升了。很多专家对这个招标持反对的态度。那么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呢?
刘国恩:我们在北京大学做了这个问题系统的研讨,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究课题,就是很难研究这个招标的成功与失败。但是总地看来呢,就是说药品集中招标的采购,就是对药品平均的价格的影响应该是降低了。就是说全国平均起来,在有些地方的药品招标的采购,也有你说的有不降反升的情形。这里头不是说对同一个产品,有些地方有的产品不参加招标,一个产品换了一个剂型,换了一个规格,重新申报,其实是同一个药品。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北京实实在在地显示这个药品的平均价格是降低了。在2002年5号,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国家的配套的政策没有出台,如果国家的药检部允许一个药品它处于一个地位,它就可以送到国家的药品的监管局去,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新的产品,高的价位出来了。所以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医疗体制改革一定要配套,就相当于你这边在堵水,你那边有一个洞,你这边在堵,他那边在放,所以说一定要堵好,所以说也涉及到药检局的问题。
刘国恩: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国家社会保障部,就是说他是管人口埋单的问题,他负责很多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的管理埋单的。所以说这些配套的体制不做好,你很难把中国的医改说清楚。中国的医改很大深度上不是说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系统的改革的方案出来。但是有好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国家意识到医改已经到了一个、一个重要的顶层,我们必须考全方位的配套的医疗体制改革。通过最近两年来,我们发生了两次大的与健康有关的事故:一个是SARS,一个是禽流感。
刘国恩:所以我们全社会的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你看那个禽流感来了,SARS来了,生病的人很少,为什么全社会都那么惊慌呢?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健康,所以说这个健康是全社会都应该关注的问题,不是说生病的人才关注的问题。
政府和市场在医改中的作用是相互补充的
主持人:你刚才提到的医改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多。那么现在有的专家就提出来,我们新的医改是不是应该是由政府来主导的医改?那么相对国外的是由市场主导,那么你对这个医改是由谁来主导,您是怎么看呢?
刘国恩: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首先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可能更喜欢强调市场的作用多一些。但是我是这么看问题的,我觉得政府和市场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不应该把它作为两个相对的模式来比较,它们不应该是对立的啊。政府是代表这个社会的机构,它是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政府的作用是对这个社会如何地组织有效地资源。让百姓的福利充分地保证,完成生产和生活的过程。这是政府的责任。市场是一个他的手段,所以说这两个是不应相提并论的,所以说这是最基本的一点。
刘国恩:我希望对搜狐的网友做这么一个说明,就是政府和市场不应该是相对的两个部分,政府是一个主体,市场是一个手段,那么就是你做一个什么事情,你做得好、做不好,是不是政府支持的?那么你政府你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在目前的状态下,你要为社会做什么事情,我们有多少钱,想干多少事情,在这个总的目标你确定了以后,你在想我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这个目标。
刘国恩:那么很有可能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就是市场,市场它不是一个有理性的东西。市场它是一个机制,使得很多很多不同的个体、机构、人员来参与这么一个过程。你如果政府把它组织得好、使用得好,市场给你带来最有效的作用就是效率的提高。政府能不能把它使用得好,就是政府的能力问题。
刘国恩:我们说到医疗改革这一块,政府可能希望给你的民众提供一个基本的医疗服务,在一个层次上可能比较低。一旦确定了这个目标,那么政府就要考虑到老百姓购买这个医疗服务的能力有多少,社会能够捐助的能力有多少,适应保险的幅度有多大? 一句话就是说医疗服务这一块,政府应该更多地考虑。因为你拿钱嘛!你埋单嘛!我们说筹资,民间可以支付一部分,社会机构可以支付一部分,政府是最大的一部分。那么服务由谁来提供,那么你应该想到这个服务应该是单、是一个预算出来。你希望给这个预算的时候,怎么样的组织是最好的,最廉价的服务,你想想这个时候你拿给市场。
刘国恩:因为美国参与市场的机构和人员都是追逐利润的,我的目的就是想赚更多的钱,这个赚钱就是说我的投入是多少?我的收入是多少?你的总的医疗机构的服务的组织定下来了,我就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让很多的医疗机构参与这个过程,让它公平的、公开地竞争。
刘国恩:在这个医疗机构平衡的框架下,来追逐进行竞争,我说这个市场是一支看不见的手,它在购买力很强的情况下,让老百姓去购买不同的医疗机构的服务。但是它不会跑到很弱的购买力的地方去建立服务机构,所以说在市场不愿意去的地方、市场不愿意服务地方,你政府就要组织医疗机构、组织医护人员去补充。
刘国恩:所以说你市场能够组织市场的地方,尽量要让市场来实现,那么你能够起到效率最大化的情况,你尤其在市场不能服务的地方,你政府就应该补充了。主次不应该颠倒,我觉得应该是这么来看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它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说的市场的主导派还是政府主导派我觉得是一个误导。
健康投资就是最好的投资
主持人:那么您觉得具体在中国的医改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抓住哪几个比较大的点?控制几个关键点来做这个事情?政府的角色应该如何扮演,哪些是政府应该做的?哪些是他通过市场应该完成的?
刘国恩:我觉得政府应该做的有这么几件事情。第一,我们政府首先应该考虑目前我们国家的总体的经济能力。对吧?我们有多大的地?我们能够埋单的程度有多高?那么你一定要确定这么一个基本的医疗机构服务的服务水平,政府还要确定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你首先是希望保护强势人群,你还是希望保护弱势人群。
刘国恩:过去大家都清楚,有工作的人可能享受的福利多一些,尤其是医疗保险。即使我们拿医疗服务这一块来说,目前医疗机构保障的人群是一亿五千万。因为我们都有工作,所以我们就有一份保险,这是对强势人群的保障。农村的、没有工作的、小孩、老人这一块是弱势的,他们没有保险,他们处于弱势的人群。
刘国恩:那么很好地就是说我们目前我们国家的新的领导人、新的政府在开始关注这个弱势人群的需要,尤其是弱势人群的教育和健康的问题。
刘国恩:在发展中的国家也有类似的经验,墨西哥政府在2000年以前,也和中国的形式差不多。他们的弱势人群可能有70%、80%都没有保险,2000年墨西哥新的总统胡德佛朗斯跟他的卫生部的部长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和其它的部也非常融洽,所以说墨西哥就形成了非常有效的政府间的合作。
刘国恩:他们就是说要把政府的福利政策,以前是偏向强势人群,现在要转向了弱势人群。所以他们推行了医疗体制改革,这个改革的推进就是除了卫生部以外,其它的部也支持这个体制改革。所以说他们这个新总统和这个卫生部的部长关系也是挺好的,他们用了五年的时间,那么根据卫生部长他在4月4号,到我们北大来做演讲,就讲了这个。 他就骄傲地告诉我,墨西哥弱势人群从7%有医疗保险,现在是超过了50%到60%。他所说的这个50%或60%,不是说是一个象征性的医疗体现,而是全国的人口的医疗保险。
刘国恩:墨西哥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在2000年的时候,他的GDP和我们中国的情况差不多,我要说的一点就是说政府要做的事情,尤其是卫生部,应该和其它的部进行更多的交流和沟通,能够达成共识所以说我们的控制的共识,尤其是在健康教育的投资方面,究竟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和措施,所以我想要特别强调一点。如果这个共识能够达成的话,你的总的投资水平就能够建立起来,那么你之后就要想如何用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好的服务。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要说明的地方,你比如说在我们国家,你说要达成各个部门的共识的话,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有一点可以建议的,就是说我们普通的人会对一个传统的思路,可能会认为健康、医疗服务都在消耗这个国家的资源。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转换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究竟健康、医疗服务的提供是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消费?就是说它还是有一部分的投资收益在里面。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我们国家这么大,我们国家有十三亿人口。我们国家在持续发展,每个人都希望我们国家再有二十年、三十年的持续性的经济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的持续发展,要看你是不是有保证你持续发展的支撑点,想想中国的相对的优势在哪里?是不是高新技术?你跟其它的国家相比起来肯定不是,你很难想象中国在短时间内中国变成高新技术的国家,这肯定不是。我们的自然资源是不是?不是。我们的森林资源、水资源我们远不如很多的国家,我们非常的贫乏,我们剩下的就是人,这十三亿多人。
刘国恩:老百姓都知道,要使一个人发挥很大的优势,在国际上产生竞争力的时候,第一就是我把它变得很聪明,受的教育高,这是人的基本的技术之一。想想看如果每个人都是博士学位,如果每个人都是病号,他能发挥他的最大的作用吗?
刘国恩:你想想健康投资就是最好的投资。前一阵子一个大的网络公司的总裁过世了,这种精英人才过世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果人的健康不能保证,你的经济就很难可持续发展了。所以我们的人力资源的开发,很多情况下,我们就是对教育的认识更充分一些,对健康的投资的认识不足,因为你不生病的时候你不觉得疼痛,只有生病的时候你才发现健康多么重要啊!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发现,可是一切都晚了。
刘国恩:在社会参与生产的人都是不生病的人,所以他老是想不到健康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从战略思考的角度来考虑,健康的重要性,所以其它的部门对卫生部门的支援就不是很难的一个过程了。那个时候我们的总的比更大了,我觉得卫生部做的事情是需要进行和其它部门和社会进行沟通的工作。
主持人:可能很多人在头脑里有一个误区,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健康投资是不是就集中在公共卫生这一块?所以这个不像是关系到民族继续发展的原动力的这么一个高度看问题了?
刘国恩:那么你要想一想,我们国家有多少亿的人没有基本医疗保险?大部分人是在农村,农村因病致穷,因穷又致病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农村人口有八亿多,他们对我们国家承担的作用和发挥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他们目前的基本医疗是没有得到多大的保障。所以说这不是说几个人的生病的问题,我们做过实际的研究,和国际的研究差不多,我们发现对健康的投资是有很大的经济收益的。国际上的文献也一再讲,健康的投资是不少于教育的投资的,我说的回报率是指健康的回报率。
刘国恩:这个在农村体现得要特别充分,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的体制的情况,如果在城市你要是生病了,你可能不会影响到你的收入,因为你还有单位嘛,为什么对农民的影响非常大呢?因为他不可能有收入了,而且他要花光以前的积蓄。所以说对他们的健康投资是更重要的,所以说在农村对妇女的投资要比男人的投资要还更重要。她们的工作不仅是在家里面的工作,还有在田里面的工作。所以说这不是我的主观的看法,实际的例子表明了,她在实际的生活中的作用非常大,你想想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不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国家,你一旦丧失了劳动能力,你就会影响到你的经济发展。
主持人:社会一旦强调要加大健康投资的力度,另一方面国家就是说要如何有效地使用这笔钱?不要让它浪费掉了,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和德国他们在医保的工作非常慎重,包括我们国家也可以看到一家人吃药,一个人报销的情况。那么国家的负担非常沉重,我们国家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刘国恩:政府投资多少于健康,我觉得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讲清楚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宏观的数字可以看清楚我们国家的投资足还是不足?目前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大概5.7%、5.8%,也就是说在我们国家每创造一块钱的收益,其中有五、六分钱用于医疗卫生。那么这个投资的总数跟其它的国家相比不算太低,当然也不算很高。
刘国恩:在其它的国家很有可能是15%左右,就是说总量上看我们也不是太低,但是在这个5.7%成分里面,政府成分就显得比较低了。
刘国恩:目前个人从腰包里头付出的部分,就是说每看一块钱的病个人负担要50%以上,机构大概承担了20%、30%。政府直接投资大概在16%、17%左右,这个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比较起来都算是极低的。
刘国恩:那么从这个统计数字来看,那么我们国家的投资,我不能说投资多少是正确的、是应该的,至少你认为,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加起来,对医疗服务的投资是偏低了。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哪里?你想如果从一个人的个人的就医的习惯上来看,如果今天我自己生病了,不管是小病还是大病,如果要我自己掏钱来看病,那么我的收入比较低的时候,我要自己掏钱来看,我得小病了我就不看,能拖就拖,很多人就拖了,但是可能有些人没拖好,又拖重了,有些人是全家倾家荡产,甚至有些人可能是生命就这样了结?
刘国恩:所以老百姓说小病抗、大病拖,拖不了了就见阎王了。预防性的工作我更不愿意做,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做预防呢?所以说小病我就不看了,这个对社会来讲是很重要的影响,大病发生的时候要换血啦、换骨髓啦!有多少人是我们报纸上看到的有人捐助、有人帮?
刘国恩:政府也不可能拿出那么多的钱来换骨髓吧?换血吧?但是很多人是可以预防的,有了小病想去看,但是我自己掏钱的时候我就不愿意看了。如果是政府说,我给每个人小病的时候我就帮你出钱,去看病。
刘国恩:如果政府对每个人不能够提供很多钱,给所有人都提供这么一笔小钱来看病,假设我们大病不管,这个看起来应该说,政府是管小病,大病自己来管嘛!这个问题就出错了!那可以讲,我自己有了小病,政府给我出钱,我从投机的行为来想这个问题。可是就是因为他是这么一个投机的行为,他就把后面的预防掉了,我不能说每个都预防掉了,至少说有一部分预防了,那么政府的这个钱就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刘国恩:如果政府给买这样的单,那么有多少人可以享受这个福利呢?所以政府如果为我们公民买这样一个单,这个会起到非常成本效应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够考虑这么一个全民性的,这么一个基本医疗服务,能够由政府来承担这个基本的费用。至于这个服务由谁来组织,这个由很多的机构可以承担,但是买这个单,它就改变了人的就医的行为了,你即使没有大病,我们也可以预防了,那就更好了对不对?那是以后的事儿了。
刘国恩:这个我觉得有这么几点,但是最关键的是政府的决心的问题,我刚才说了墨西哥的这个案例,也许借鉴的作用不是那么高,因为墨西哥的这个弗兰克,他说他当时要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时的墨西哥的总统也决定要做这个事情。他们都有这个雄心壮志要改变这个状况,弗兰克他在美国拿到了国际的学位,所以他是一个研究型的学者,发表了很多有关的卫生方面的书籍。所以他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了。既有了行政的经验,又有了研究的经验,而且他和总统又有好的关系,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精英效应。
刘国恩:他们俩个联合起来,再说服其它部的各个部的部长和领导,能够完成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教训。从他们当中,就是如何和其它的部沟通领导人的关系,能够达成这个共识,没有这个共识就很难做成。如果没有中央的协调、没有领导人的协调,那你很难一个人来推进,墨西哥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事情。
刘国恩:当然了我们不去过多地强调个人的作用,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领导个人的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从个人的影响变成个人的机制。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个人被领导的情况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邓小平的领导,凭着他个人的领导的能力,在当时的中国贫困的状况领导这个医疗体制改革,在中国的目前的这个状况好了很多了。但是我想这种跨部门之间的协调还是很重要的,这是我想是很重要的。
刘国恩: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你在实施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领导决策他这个重心是很重的,就是说在你执政期间你究竟想办什么事儿?可能是你个人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但是对社会、对百姓是非常非常我重要的,你一旦认清了这个问题你就会联合了政府的人,联合了学界的人,像弗兰克他就是联合了学界的人。他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告诉政府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健康不仅是医疗消费,还有很重要的意义。再加上他个人的力量就推进了这个方案,那么在我们国家这个共识也在逐渐逐渐地形成,只需要我们领导层如何实现这个问题。我们共同把这个事情做好还是很有希望的,为什么墨西哥就做成了,我们就做不成?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就更有理由做成的。
让民营的资本进入医疗市场
主持人:再说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刚才提到政府操作的问题,谈了很多。那么医疗改革的过程中,那么政府投入是不是惟一重要的问题?还有没有其它的需要去扩建呢?
刘国恩:你说对了。政府的投资是很重要的,政府目前是16%,或者17%。我想政府也是有信心加大这个投入的,至于是多少?我知道还是很有限的。你要是想把政府的投入从17%变成50%,在近两、三年还是不现实的,要不然就等我们国家发达了以后,再慢慢提高,这也可以实施。
刘国恩:另外一个我们可不可以开辟一下我们的思路呢?那么既然我们的政府目前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可不可以把民间的市场、私营的市场给它开通呢?目前民间的医疗市场也好,医疗保险也好,说是有了纪律了,那么能不能在实施的过程中来帮助他们形成公平的环境呢?那么我想可以做到,那么使民营的资本进入市场,来弥补这个市场的不足。那么经营市场进来了,民营市场进来了,私营市场也进来了,那么政府我如何建立好的法规,使得私营的这个机构和国营的机构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不是说我们自己的儿子就照顾好,是国营的医院就把握得好。这样政府在民间的医疗机构也是把握好了,就不要等我们有钱了再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政府适当地给予优惠的政策,这样我想政府就可以办很好的市场。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刘教授,也谢谢各位网友。
刘国恩:谢谢主持人、谢谢网友。
主持人:今天的讨论就先到这里,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这个话题。 (责任编辑: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