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预计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中国老年人口将以年均３％至４％的速度递增，而且成为２１世纪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
进入２１世纪的中国，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妇女生育率持续下降中国人口正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目前，中国人口变动显示出一系列重要特征。
人口增速减缓，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生育率持续下降
２００５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１８．２３万亿元人民币。按照美元汇率计算，中国人均ＧＤＰ为１７３１美元（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比价是１∶８．０５）。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中国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正在不断减缓。应当引起关注的是，我国目前生育率的下降，当然有计划生育工作的因素，但这种因素在减少。目前生育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社会发展达到较高程度所致。所谓“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正是我国目前生育率持续下降的最好注解。
上世纪７０年代，我国大致是每５年增加１亿人口，每年净增人口２０００万。到了上世纪８０至９０年代，我国大约每７年增加１亿人口中，每年净增人口下降到１３００万左右。而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至２００４年，即从１２亿人口增加到１３亿，则用了近９年时间，每年净增人口下降到１０００万多一些。进入２１世纪后，我国每年净增人口已经下降到不足１０００万。截至２００５年１月６日，中国人口总量达到１３亿。到２００５年底，全国总人口为１３０７５６万人，比上年末增加７６８万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为５．８９‰。按照这样一个增幅，中国从１３亿达到１４亿人口的时间，需要１３年时间，即２０１７年达到１４亿人口。
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面临重负
在人口增速减缓的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６５岁及以上老人比重从１９８２年的４．９％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７％。这意味着，从２０００年起，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２００５年，中国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１亿，６５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７．７％。
我国人口老龄化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预计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中国老年人口将以年均３％至４％的速度递增，而且成为２１世纪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
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支撑老年人口的抚养费用也在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趋势将造成养老支出比例的不断上升。对老年人口而言，主要是养老金支出和医疗费用支出。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和医疗体制改革的不彻底，医疗消费成为老年人口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劳动力的老龄化必须引起足够的关注。由于生育水平降低，４４岁及以下劳动力逐渐减少，４５岁以上的劳动力比重不断上升，这无疑会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消极影响。
城市化水平提速，中国已经进入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期
在人口总量增长趋缓的同时，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则在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初期的１９７８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只有１７．９％，到２００５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提高到４３％。上世纪９０年代，全国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不足一个百分点，而进入２１世纪，在已经过去的５年中，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速超过１个百分点，并呈现进一步加速趋势。２００４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为４１．８％，而到２００５年，则提高到４３％，全年提速１．２个百分点。按照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统计公报提供的数据，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城市人口增加了１５００多万。到２００５年底，中国城市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５．６亿。
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中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４年，１００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１３个增加到５０个，５０万人至１００万人的大城市从２７个增加到８０个，２０万人至５０万人的中等城市从５９个增加到２１５个。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加剧了人口与城市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的矛盾，特别是水资源短缺将是中国城市发展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资料显示，中国６００多座城市，有２／３的城市供水短缺，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１００多座。
特大城市人口增长压力过大，城市管理面临困境
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特大城市人口增加尤其显著。特别是东南沿海和内陆的一些特大城市，如深圳、杭州、广州、上海、北京等。中国人口最多的两个城市——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都已经超过１５００多万。自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的５年里，这两个城市年均吸纳人口超过了３５万。北京，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市常住人口从２００４年的１４９２万人增加到２００５年的１５３８万人，全年增加人口超过了４６万，等于一年增加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人口。
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加剧了人口与城市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也对城市管理者提出了严峻挑战。现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呈负增长，特别是上海，已连续１０年人口负增长，每年增加的人口主要是由外省市区流入人口所致，并且相当大比重的新增人口是来自外省市区的农村居民。如何使大量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居民融入城市，给他们以市民待遇，进而体现社会公正，这既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但问题是，这又可能导致人口增长的进一步提速。以北京为例，北京的水资源、耕地已经十分紧缺，每年净增的３０多万的常住人口，使得人口与水资源、耕地的矛盾日趋尖锐。特别是近千万人口集中在五环这个有限的区域内，人口高密度聚集，不仅导致交通拥堵、城市效率降低，而且对城市居民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然而，如果提高人口进入门槛，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既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自由流动原则，也不符合社会公正。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２日，国务院在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要求，到２０２０年北京市人口总量控制在１８００万，按照２００５年北京人口净增４６万的增长态势，到２０１１年，北京人口就将突破１８００万。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如何对人口进行合理调控，无疑对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提出了严峻考验。
非农化水平正进入快速上升轨道
非农化水平的上升，即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非农化水平只有２０％左右，绝大多数就业人口聚集在第一产业，呈现出典型的农业社会特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的非农化水平也在不断上升，并在近几年呈现明显加快的趋势。２００１年，中国非农化水平为５０％。到２００５年，中国非农化水平达到５４％。２００５年，全国就业总人口为７．５亿人，其中有４亿就业人员从事第二、第三产业。２００５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为２．７亿人，这意味着，全国至少有１．３亿农村就业人员从事非农产业。
在非农化水平上升的同时，也有一系列因素影响非农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这包括：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多年来在低水平上徘徊，中国相当多城市制定的一系列对农民工的歧视政策，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等等。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长期在低水平徘徊，直接影响了非农化水平的上升。２００５年，中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１２．４％、４７．３％和４０．３％，即非农产值达到８７．６％。按照这样一个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中国的非农化水平至少应达到７０％以上。也就是说，中国目前７．５亿就业人口中，农业劳动力只需要２．２亿就可以支撑对农业生产的需求。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包括城乡劳动力在内的“工资剪刀差”等一系列歧视农民工的政策被破除，在今后几年里，中国非农化水平将会呈现更快速度的增长。这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无疑是十分关键的。
“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将绝大多数的农民转移出来，成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成为城市居民，这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就业压力日趋严重
按人口年龄结构推算，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０年，中国１９－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９．３亿，年均增加９３０万。“十五”期间，全国净增劳动力４０００万，“十一五”期间，全国净增劳动力将达到４５００万。但与此同时，全国每年能够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只有８００万。即使不考虑由于国企改制、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导致的对就业岗位的需求，就业岗位的供给与需求仍然相差１００多万。此外，从事第一产业的３．５亿就业人口，至少还有１亿多需要向城市转移、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国就业压力将进入新的高峰期，并对改革、稳定和发展形成巨大的压力，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２００５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口新增加９７０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４．２％，实际城镇失业率估计超过８％。失业问题将长期困扰２１世纪初叶的中国。
失地农民总量增加，需要提供可持续发展生计
在人口城市化高歌猛进的同时，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和工业化对土地的需求，导致了大量的土地被占用。城市土地扩张速度远远高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２０００年中国城市土地面积是２．２４万平方公里，到２００３年达到２．８３万平方公里，城市土地面积扩张的速度平均年增长为８．８％。在中国很多地区，农民土地被征用后，进入农民口袋的土地征用费用，只有全部土地征用费用的５％左右。自上个世纪９０中期以来，全国失地农民总数已经超过了４０００万。很多地区由于没有妥善处理好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没有为农民提供可持续发展生计，这些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面临新一轮城市化热潮，城市空间规模会进一步扩展，失地农民总量会进一步增加，如何妥善处理好失地农民的利益，为他们提供可持续的发展生计，为失地农民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和社会保障，将直接影响和谐社会的建立。
（作者系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任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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