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近日提出医改新方案：成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统筹体制改革；实行垂直的一体化管理以有效配置资源；引进国外品牌医院以加大竞争压力；发展包括药品、医疗器械和服务在内的健康产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等等。

　　这个医改新方案的一大亮点，是成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解决现行医疗体制下政出多门的弊端。前段时间，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全国“两会”上表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涉及十几个部门，相当复杂，目前尚无灵丹妙药可以解决。”而今李玲教授将“十几个部门”具体统计为卫生、财政、社保、发改委、商务部、药品监督等１８个部门，看来高强部长所言不虚。既然问题“相当复杂”，那么成立一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筹医改，是否就找到了“灵丹妙药”，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难怪有关专家认为，“李玲对中国医疗体制的把脉是准确的，但开出的药方太大。”

　　经过近两年关于医疗卫生体制弊端及改革方向的全民大讨论，人们对现行医疗体制的病因已看得越来越清楚，简而言之，就是由于政府投入保障不足，渐渐形成以“以药养医”为主要特征的过度市场化局面，从而导致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愈演愈烈的恶果。统计表明，１９９１年政府卫生投入占全社会卫生总费用的２３％，１０年后这个比例下降到了１５％。另据新华社报道，中国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１９１个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名列倒数第四。其实不仅仅是医疗卫生，长期以来政府对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的投入也十分有限，而公共卫生、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是公共服务的核心，政府一方面在公共服务上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在公车消费、公务接待消费等政府行政开支和一些“豪华型”基本建设方面，财政投入却常常不惜血本无所节制。可见，仅就加强对医疗卫生的投入而言，政府并非没有这个财力，而不过是因为“医疗市场化”积重难返，难以冲破在这一路径下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格局罢了。

　　所以，尽管社会各界对医改有种种议论，有的意见甚至尖锐对立“不共戴天”，但在医改的总体方向上却渐渐达成了一些共识，至少，政府要通过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切实履行为公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服务的责任，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至于医疗服务的市场化，与政府的投入保障责任其实并不矛盾，在坚决反对“医疗市场化”的专家设计的医疗服务体系中，也包括实行“完全市场化”的私立医院。故当务之急不是继续深揭狠批“医疗市场化”，而是应当探讨政府如何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问题，说得更直白一点，如何才能让政府为医疗卫生事业掏更多的钱。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尽管困难重重，但改革不能知难而止。有专家在质疑李玲教授新方案的可操作性时指出，在关于医改的大讨论中，主管医疗卫生资源规划的发改委和主管医疗卫生投入的财政部迄今尚未公开表态，“恰恰是这两个部门的态度和取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场讨论的走向和效果。”言下之意，医改到底怎么改，政府要不要掏更多的钱，似乎主要取决于某些重要部门的态度。然而，医改毕竟是关系到全民利益和福祉的头等大事，医改方案岂能视某几个部门的脸色而定？如果某些部门迟迟不表态，医改岂不要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在全民大讨论的基础上，现在是将医疗体制改革方案提交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时候了。医改方案当然不会只有李玲教授主持的中国医疗体制改革课题组设计的一个版本，可能卫生部或其他部门也有自己的方案，或者社会上还有其他方案，各种方案都可以通过法定程序送达全国人大，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展开公平竞争，某个方案一经审议通过，就成为国家法律，任何有关部门都必须遵守。到那个时候，无论是否成立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无论涉及到哪个部门，该出力的必须出力，该掏钱的必须掏钱，该配合的必须配合，该表态的必须表态，将不能有半点含糊。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