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啸鸣 大学教师

　　拙文“谁说中国不能为世界打工”的文章在《经济观察报》发表以后，搜狐、天涯等知名网站给予了转载。从读者反应来看，反对者居多。反对的意见中，有网友强烈质疑，凭什么我就那么没有气节，凭什么世界就不能为中国打工？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值得理性分析并作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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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 中国开始了“为世界打工”的历程，也开启了“世界为中国打工”的历程。这其实完全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只强调其中一面。

　　主导资源流向的是货币，主导货币流向的是老板，主导老板流向的是利润。工人属于人力资源，在整个利益链条中，处于末端，分享利润的比例太低，人们对此很不满意。这种情绪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确容易产生共振。他们希望工人们能分享利益的大部分，对此，我决不反对。但请切记，结果与愿望无关，而与经济学逻辑相关。

　　我们先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所谓的“世界为中国打工”，意味着中国的资本投向外国，在外国购买土地、设备和劳动力进行生产。中外资源一结合，便生产商品无数。商品出售以后，所有资源参与收入分配：外国的土地所有者分享地租、提供资本品的厂商分享销售收入、提供贷款的银行分享利息、提供劳动力的外国人分享工资、外国政府分享税收，最后是中国的老板分享利润。在这里，有中国的农民工们什么好处？我没有看到。

　　当然，有的劳动力来中国打工了，也属于“世界为中国打工”的一种。比如大学里的外教。他们之所以来中国，不是来学雷锋的，是因为中国的大学能够提供让他 “满意”的工资。他们来中国的机会成本，是放弃在自己国家所能获得的工资。这样的人来的越多，从中国的大学赚取的工资越多，剩下给中国的教师职位就越少。相似的，外国的管理人员来中国打工将挤压中国的管理人员的职位。当然，外国的农民工不会到中国来竞争中国农民工的工作，因为他们在本国所获得的社会保障，足以激励他们放弃这种竞争。

　　外国的资本到中国来打工，则与以上有区别，因为资本是调动资源的资源。资本来到中国，将管理技术、管理能力“调动”到了中国，同时，为中国闲置的资源提供了获取收入的机会。其中包括为中国的农民工提供高于农业生产的所能获得的收入水平。

　　我们再从消费的角度看。在外国生产的好东西，得到了中国消费者的青睐，这也属于“世界为中国打工”。要知道，中国消费者是很挑剔的，对于外国生产的商品，要求既好又便宜，否则不会掏钱。这种要求很合理，为此外国生产者必须尽力提高生产效率，他们鼓励创新，设计出新产品满足中国顾客的需求，他们采用“国际采购”的方式降低成本，他们更多地使用机器来替代人力。但是“更便宜”的目标，却未必是他们凭单方面的努力就能达到的，如果人民币太便宜，外国商品仍然会显得很贵，中国的消费者仍然不会买账。

　　当然，反对“中国为世界打工”的思维，暗含对“剥削”的反感。这种思维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会使得民族主义的热度上升。但我认为，这种思维自身的逻辑无法自恰。这种思维仇视“外国资本剥削中国农民工”，于是希望倒过来，扬我国威，让中国的资本能够剥削外国的农民工。这种思维如果成立，一定是建立在“世界缺乏人权”的假设之上。而这个假设并不普遍可靠。除非中国的老板们到非洲等人权保护更弱的地方开工厂，否则只能是一厢情愿。即使这种思维能够成立，你自己要受益，前提是你自己拥有足够的资本。否则，那种“剥削”也与你无关。

　　因此，结论很清楚：要达到“世界为中国打工”的目的，你就必须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产权，从生产方面看，自己到底是拥有资本呢，还是拥有管理能力，或者是拥有创新能力。否则你凭什么在这个激动人心的过程种获取利益呢？还是你仅仅获得一个“高兴”就心满意足了？从消费方面看，在汇率如此高的情况下，面对那诱人的外货，你要么拥有更多的人民币，要么就指望外币能够便宜下来。否则，“世界为中国打工”的概念中，受益者未必包括中国的穷人。

　　缺乏产权和人权作为底蕴的“民族主义”也许足够激动人心，但效果也仅限于激动人心，激动过后，一无所有。真正值得自豪的民族主义，是产权和人权获得了足够保障的民族主义。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