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切断了对大学的直接拨款，把钱直接以教育券的方式给通过高考分数线的学生，我们的高等教育就可能会有全新的局面。

　　如今教育费用上涨，教育产业化变成了罪魁祸首。

　　但是，稍微认真分析一下就明白，盲目攻击产业化，不过是对当今教育问题的一个误诊。这样的误诊，会延误医治的良机，为中国的教育留下无穷的后患。

　　什么是教育的产业化？简单地说就是办学如同做生意，讲究投资和回报。任何生意都有风险。对市场判断失误、经营不当，就可能亏本倒闭。市场竞争，讲究物美价廉，东西又贵质量又差，就会失去竞争力。这叫产业化。

　　我们的教育，特别是大学，是产业化经营吗？看看北大、清华，经营有风险吗？你见过这样的产业化吗？我不认为产业化应该是中国大学发展的模式。但是，大学真要产业化了，比现在要健康得多。你买彩电，听说过乱收费吗？大概你碰到的更多还是大减价吧。如今中国教育的问题，不是什么产业化，而是现行教育模式所引发的问题。

　　为厘清这一问题，我把世界高等教育的模式简单归类。

　　第一类模式，是国家办大学。欧洲和中国主要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大学从国家那里拿经费。这种模式，在大学不普及的时代还能够有效经营。因为大学生人数非常少，消耗的资源有限，国家可以承担这样的费用。但是，当人人都想上大学，大学生数量激增时，国家就没有能力无偿承担翻了数倍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普遍的做法是让本来仅教30名学生的教授教300名学生，使大学的师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全面超载，牺牲质量换取数量，导致了欧洲大学的全面没落。中国最近几年的扩招，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但却没有欧洲那种禁止学校乱收费的法律。

　　第二类模式，是美国的州立大学。这种大学从州政府获得大量经费，因此收费较低，特别是对本州的纳税人学费优惠。不过，这种大学必须平衡预算、和大量的私立大学竞争。收费再低，一般也高于欧洲那种不反映教育成本的象征性收费。

　　第三类模式，是美国的私立大学。这种大学必须在市场上竞争，但一直是非赢利机构。所谓非赢利，主要有两个意义：第一，大学获得免税的优惠；第二，大学的所有收入，不能私分，而必须再投入到教育中，保证教育资金不外流。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我们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这种模式。

　　第四类模式，是产业化的大学，在美国叫赢利型大学。这种大学和私立大学接近，但不是非赢利机构。其经营方式，如同上市公司。挣了钱分给股东，同时向政府纳税。这类大学最近几年在美国迅速崛起，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誉。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的大趋势，国家办的教育已经式微。欧洲大学江河日下，不得不学习美国的模式进行改革。我们也不容乐观，这次审计出乱收费的学校，多是从政府拿钱最多的学校。相反，最为市场化的美国大学体制，无论是州立、私立还是赢利型大学，发展得比较健康，美国的年轻人只要想上大学，一般来说，学费并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为什么会如此？美国大学的经营严守市场逻辑，大学的收入必须反映其教育成本。这样，大学就有资源提高教育质量。政府并非把教育的责任推给市场，而是遵循市场原则经营自己的教育投入。按教育成本收费，许多学生自然负担不起。政府的解决办法，不是用行政命令限制学费，而是直接给学生提供奖学金、贷款。这就形成了高学费、高奖学金的体制。大学有充足的资源，同时弱势阶层又能上得起学。最为市场化的赢利大学，因为严守物美价廉的竞争准则，反而起到了抑制教育费用上涨的作用。

　　比如，这些学校知道学生从政府那里可以拿到1万美元的奖学金，自己的学费就压在这个价码之下，以求吸引学生。这也怪不得这种赢利性大学中的学生许多来自弱势阶层。在我们这里，你总听到国家办的大学乱收费，但很少听到真正产业化的教育机构乱收费。这样的产业化学校，实际上是中国教育体制中最健康的一部分。这种学校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这也是我提倡在大学实行教育券改革的原因。比如，我们一年招一百万名大学生，需要经费二百亿元。按人头平均，一个学生两万元。如果政府切断了对大学的直接拨款，把钱直接以教育券的方式给通过高考分数线的学生，我们的高等教育就可能会有全新的局面。首先，学生手里有两万元必须花在大学里，这个学生可以同时报考几个大学，他选择去哪里，他就可以用手里的教育券缴纳学费。学生可以像在市场购物一样，挑物美价廉的学校上。大学会竞争提高教育质量，降低教育成本。因为学生不来，学校就破产。这样才能帮助我们走出目前的高学费、低教育质量的困境。（薛涌 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