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该人口某一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出生的男婴总数与女婴总数的比值，用每百名出生女婴数相对应的出生男婴数表示。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严重

　　国际上长期观察的结果显示，在未受到干预的自然生育状态下，出生人口性别比介于103至107之间，联合国1955年设定的正常值在102至107之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报告，零岁组的人口性别比为121.18。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程度比较严重、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国家。

　　我国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五次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是104.9、103.8、108.5、111.3和116.9，从1982年以来有明显偏高势头，并有继续攀升的迹象。如果以107为合理范围的最高限，2000年全国只有西藏（102.7）、新疆（106.1）和贵州（107.0）在正常界域，其余都超过了标准，其中有7个省超过了120.0，海南和广东高达135.6和130.3。

　　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2004年，美、英两位学者写的《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Bare Branches: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Asian Surplus Male Population）一书引起关注，该书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调与安全问题挂钩，指出中国男性人口过剩可能会给国内外社会安全造成威胁。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推测，并没有得到历史的或者区域的证据支持。不过，仅就一种现象来说，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光棍村”的存在，在人往高处走、人口多外流的贫困乡村，男性单身现象的确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但目前更多地表现为基本人权（婚育权）保障问题，而不是社会安全问题（见莫丽霞主编：《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后果研究》）。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引起了中国的高度关注。2004年3月10日，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指出：“要高度重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问题，开展必要的专项治理活动。”并提出要“加强责任制，把人口数量指标和性别比的指标统一起来考核，力争经过三至五年的努力，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得到遏制”。

　　应该指出，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有其独特性：一是严格的生育政策的推行导致生育选择空间的狭小，二是男尊女卑的文化影响和农村妇女地位的低下，三是急剧的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B超控制的失效，四是深层面的生育责任伦理的缺失。因此，治理对策也需要体现综合性。

　　新生婴儿出生比例恒定且不受外部环境影响，这似乎已被大量的统计数据证明是一条“铁律”。各种资料来源显示，新生婴儿中男孩多于女孩的现象在任何时代都表现得很稳定，基本在103—107：100之间摆动，而且以105：100为中心。

　　“正常性别比”和“非正常性别比”（低于或者高于这个值）两分类的判断是重要的，是大家都熟知的，但只是一个基本的判别。这只是人口学的解读，却不全面。譬如，常常被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其实是相对于文化的承受力而言的，它有很重要的相对性。

　　三大文化张力假说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否成为问题，可以从考察的范围、积累的时间、偏离的程度、文化的回应四个标准出发进行衡量和诊断。

　　这里，笔者尝试更进一步，提出“出生人口性别比三区理论”（或者简称为“文化张力理论”），即根据现实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所属的数量区间，将出生人口性别比划分为正常性别比、适度性别比和高危性别比三种。出生人口性别比落在103~107之间为“正常性别比”，出生人口性别比落在什么区间是“适度性别比”，这是一个目前我还没有结论的问题。但我们可以相信，只要确定了“适度性别比”的数量区间，“高危性别比”也就不难确定。换言之，适度性别比是文化能够承受压力的偏高性别比；高危性别比是文化不能承受压力的偏高性别比。我不能接受文化只能承受正常性别比的经典理论。

　　在系统论中，适度性别比相当于一个灰色系统，既非白也非黑，可能更白也可能更黑。对应于正常性别比和高危性别比，适度性别比是一个过渡的性别比，是一个文化尚可以承受的偏高性别比。

　　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生活的常识，我将消解高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回应路径用三大文化张力圈制作成如下图表：

　　上述框图说明，在男性可婚人口过剩的压力下，社会文化作出回应可能的路径、轨迹和机制。显然，我们所说的“文化冲突”，就是指黑色文化和灰色文化对绿色文化的冲击。要缓解这种冲击，最理想的当然是尽量缩小因为人口婚配压力所导致的文化无序扩张。虽然出于人性的恶，在不存在人口压力的情形下也可能产生黑色文化和灰色文化。但男性可婚人口过剩在“食色，性也”的生物学规律下却必然使文化扩张雪上加霜，从而危及社会稳定。

　　文化张力理论假说可以理解为对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普遍升高严重恶果的一种人口文化现象的新解释。换言之，在男性过剩人口的压力下，未来时期一定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出现灰色和黑色的人口文化现象，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人口文化现象，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克服的人口文化障碍。

　　归根结底，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是一个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也是女性在男权中心的文化中的地位、价值和命运的问题。

　　性别比失调的历史启迪

　　远古中国和近代中国一直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总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20世纪上半期我国著名人口学家陈达教授指出：“提起性比例，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西方人认为远东的印度、日本和中国都是男子的比例较高。如1927年内政部关于12省的人口报告，普通性比例为124：100，这是民国以来所见报告中最高的比例”。陈达教授自己利用1932-1939年经过现代普查手段得到的资料，得到性别比为112.7。但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诱发机制和平衡消解机制与当代中国大不相同。

　　从理论上讲，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是一种“人口生态”危机，而且失调范围越大，问题和挑战就越大。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具有一种滞后性，可能被生命周期演变的力量所消解。

　　回溯中国的文明史，我们发现人口的发展存在着十分奇妙也十分残酷的自我平衡机制，出生时多出女孩不少的男孩在整个生命周期却遭遇了更高的死亡率，从年少时上树和下河的死亡风险到青壮时参战和过劳的死亡风险都证明着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死得更多。

　　总结历史的经验，我们看到了“王朝更迭”与“人口增减”的循环作用机制。在古近代中国的帝王治术中，“广土众民、实力人口”是共同的追求，因为男孩长大之后意味着劳力、兵员和赋税的来源。所以，男性人口增殖的相对多和快也激发了统治者的雄霸之心，暗示着成就帝王之业的“资本”。然而，狼烟四起之时必然是赤地千里、人口锐减。姜涛博士推断：“战国后期直至汉初的人口性别比不会很高，出现男少女多的情形也是极有可能的”。

　　历史经验表明，在死亡率主宰人口增减的年代，人口的增长是缓慢的，人口加倍时间往往需要六七十年甚至上百年，但人口减少却很迅速、很猛烈，一二十年就可使人口减半。一般新朝初建，大局未定，人口的增长是不稳定、不规则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可以提供一个人口增长的准备期。遇到太平盛世，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就会进一步演变为偏高的总人口性别比。

　　但有一个事实不能忘记，就是长期以来妇女在人口登记方面的信息遗漏也会在事实上发挥两性平衡作用，根据段纪宪博士对1592年陕西华州人口的估计，女性人口漏登超过一半。历史人口登记和造报中相沿成习的女性人口缺漏现象所导致的传统社会人口性别比偏高确有一定程度的“假性”成份。劳役负担过重导致男性人口寿命过短也是一种残酷的自平衡机制。历代劳役一般由成年男丁承担。历朝历代在劳役中死亡的男性人口不知其数。

　　在文化的层面上，还存在一种禁欲机制消解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带来的现实威胁。

　　人口性别比失调的国际视野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国家对人口的变动，特别是对男女婴儿出生比例的统计都十分重视。一些国家不仅将每年总的新生儿性别比计算出来，而且按母亲年龄分别对婴儿的性别比进行分析研究。

　　前苏联性别比失调不是因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所致，而是“二战”期间人口减员直接带来的。前苏联性别比失调的显著特点是女多男少，失调是因为偏低。所以在性质上，与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截然不同。所以前苏联的发展过程不足以成为中国明天的映照。

　　随着生育水平的降低，日益升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也成为韩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如果说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主要是因为偏好男孩的意愿过于强烈和政策限定的生育选择空间过于狭小互相挤压的结果，那么韩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主要是因为强烈的男孩偏好和意愿生育水平下降互相挤压的结果。

　　根据资料，韩国不仅总体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而且出现孩次越高，性别比就越高的特点。1985年，韩国总体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9.4。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给一个社会带来的挑战（如婚姻挤压）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目前还没有证据和研究表明韩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已经给社会造成严重的问题。但人口生态的危机还是引起了韩国政府的高度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国会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女童权益、反对歧视女性、提高女性地位的法律，在这些法律中，就含有防止堕胎的内容，对于利用B超做胎儿性别鉴定者，发现后罚以重金，吊销医生执照或停止医疗机构执业。这些都对我国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