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５年以来，我国在外汇体制、利率市场化和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构成了金融改革开放领域中的三道亮丽风景线。但随着我国对ＷＴＯ承诺开放金融市场时限的日益临近，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中暴露的某些突出问题也不能不令人深感忧虑，如国家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大量国内优质企业纷纷到海外上市导致国内资本市场边缘化，以及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国家金融主权和金融安全等问题。这些都是在新的金融开放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都应该放在对目前新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予以妥善解决。

　　我国已经步入资本过剩时代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刚刚开始告别“短缺经济”，国民经济运行表现为商品、资本、技术和人才等全方位的短缺特征，其中“资本短缺”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此，我国必须积极推行“吸引外资”的政策，因而各级政府都把利用外资视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步入新的世纪，我国金融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显著标志就是彻底告别了“资本短缺”，从而走向“资本过剩”时代。

　　目前，我国银行体系有９万多亿元人民币的过剩流动资金，加上国家８０００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有近１６万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闲置资金规模占我国全部金融资产规模的４５％，这表明金融资源浪费已经相当严重。就国内银行体系９万多亿元的非信贷资产而言，其使用主要是存于中央银行和持有货币市场金融工具，名义收益率不到２％，不能对冲银行吸收一年期存款２．２５％的成本，若考虑２００５年１．８％的ＣＰＩ增长因素，我国银行机构这部分资金的实际收益率应为负值。

　　就我国８０００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言，其名义收益率在４．５％左右，若考虑中央银行为了对冲外汇占款发行央行票据所支付的大约２％的成本，我国外汇储备的实际收益才２．５％，若减去２００５年２％的人民币升值，实际收益率仅为０．５％，再考虑２００５年１．８％的ＣＰＩ增长因素，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率也是负值。

　　与这种金融资源配置低效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以千万计的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而一些国有背景的大型企业由于能够较容易地获得廉价的银行信贷资金，因此导致某些领域的投资过热、投资效率低下和经济结构失衡。在这种背景下，各级政府部门互相攀比，大搞“招商引资”运动，国有企业纷纷到“海外上市”，不仅加剧了国际资本流入，客观上也推动了人民币汇率升值，增加了政府宏观调控的难度。

　　２００５年我国新增外汇储备２０００亿美元，大体上相当于当年９．９％的新增ＧＤＰ价值，表明我国１３亿人民辛辛苦苦的一年努力全部给国际社会做了奉献。近年来，国际收支顺差有加速增长的趋势。按照目前的增长势头，２００６年我国新增外汇储备可望突破３０００亿美元，将给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造成空前的压力。２００５年，中央银行共计投放基础货币２．２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外汇占款达１．６万亿元，超过新增基础货币的７０％；２００６年，若按３０００亿元新增外汇储备估算，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将高达２．４万亿元规模，将会突破新增基础货币投放的１００％，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难度将会加大。而且，这种巨额的外资流入还会进一步压低国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和恶化“宽货币、紧信贷”的形势。

　　跨国资本流动出现新特征

　　与我国出现的这种资本过剩新形势相适应，跨国资本流动也出现了某些新的特征。一些跨国公司在华进行企业并购的基本要求是三个“必须”：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率必须超过１５％。面对国际资本这种得寸进尺、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我国却缺乏专门针对外资并购中垄断行为的相关法律，缺乏必要的基本防范措施，我国金融体系的某些漏洞和低效率痼疾暴露无遗。

　　２００５年以来，随着我国对外资流入限制政策的进一步松动，外资加快了向我国关键和主要产业高端领域进入和扩张的步伐，如米塔尔、阿塞洛等国际钢铁巨头对华菱管线、包钢股份和莱钢股份等国内钢铁企业的并购，凯雷投资入主徐工科技，瑞士ＨｏｌｃｈｉｎＢ．Ｖ．控股Ｇ华新，新桥投资参股广汇股份等。外资控股的龙头企业一路高歌猛进，使这些行业中的内资企业感到了空前未有的压力。相比于这种外资大规模的流入，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却遇到了巨大阻力，如中石油、中海油、联想集团和中集集团等，我国企业海外扩张之路十分艰难。

　　在金融领域，２００４年以来，外资金融机构向我国纵深渗透，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攻城掠地，势如破竹，其并购版图已覆盖我国各主要经济区域和金融领域，随之我国金融机构出现了一股相互攀比、愈演愈烈的招商引资和海外上市热潮。２００５年底，建设银行步交通银行海外上市的后尘在香港挂牌上市，目前中国银行海外上市筹备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一些境外战略投资者相继要求提高对我国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外资通过股权收购基本完成对我国证券业和基金业的深度参与，同时也基本实现对我国保险业、信托业和汽车金融服务业的战略布局。

　　针对目前外资金融机构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和我国国内商业银行的生存环境，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的商业银行只能做贷款，外资银行却十八般武器都可以上。这等于把我们自己金融机构的手脚捆起来和外资竞争。”针对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纷纷在海外上市对国内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国家利益首先体现在国家发展战略上，集中体现在资本市场发展战略上，为了防止重蹈一些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空心化、边缘化”的覆辙，必须对金融企业、垄断型支柱企业以及基础型能源企业的过度海外上市行为进行必要规范。应该说，这些言论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是有的放矢的。

　　一年前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国有银行改革是一场输不起的实践，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年之后，针对我国金融改革开放面临的新的复杂形势，他又公开强调：“我国国有银行改革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是国家绝对控股，保持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权，防范金融风险；二是加强对改革全过程的管理，完善内控机制和监管体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温家宝总理的这番话对金融领域中流行的一些争论作出了回答。

　　新形势下金融开放的三大对策

　　首先，在加快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对外资的控制和防御。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必须继续坚持资本账户的审慎性和渐进性开放原则，加快《反垄断法》及其相关法律的制定工作，同时坚持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我们应认真总结国内外的经验，防止重蹈我国汽车行业对外开放的覆辙，防止拉美国家金融开放的悲剧在我国重演，同时更应虚心地向发达国家学习。金融学者徐滇庆指出：“在多伦多，有谁见过花旗银行和德意志银行？没有！在遵守ＷＴＯ规则的前提下，加拿大有效地把许多外资银行挡在了国门之外。”事实上，我国目前的金融开放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金融对外开放程度，对此我们应该心中有数。

　　其次，变被动为主动，因势利导，适时采取进攻性的策略。近年来，我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方面做了很多尝试，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今后在金融开放过程中，不应表现出过分的保守，应善于应变，适时主动出击。其实，我国金融机构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方面已有相当坚实的基础，不应妄自菲薄。近一段时间里，针对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竞购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事件，笔者突发奇想，建议让中央汇金公司参与这场竞购。应该说，区区４０多亿美元的竞购报价，相对于２００５年我国人民币汇率升值２％导致１６０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损失而言，的确不是大的数字，而一旦汇金公司拿下伦交所，意义一定非同凡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加大我国金融体系对内开放的力度，废除外资金融机构的诸多超国民待遇。在过去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歧视内资的政策。前些年，确实有个别民营企业控股的金融机构违规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因素。但我们应历史地、动态地看待这些事件，不应因噎废食，更不应该就此将民营资本排斥在我国的主流金融体系之外。国际经验表明，如果放任、甚至鼓励外资在金融体系中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将是十分危险的。总之，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兴衰和前途命运，而一国金融体系能否可持续地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强身健体和增强自身实力。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