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贾林男张华钰
《乔家大院》的热播,再度引起世人对晋商的关注。记者在晋中大地的一周走访中发现,晋商只能是一个历史概念,原因很简单,山西的商业文化在大约一百年前出现了断层,至今没有缓过气来。 然而不管怎样,浑厚的历史和曾经晋商的辉煌,都为新晋商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创业空间
断层中的晋商
除了山西人自己,人们很难体会那种百年来经历巨大落差后的空茫与困顿:他们曾经执中国商帮之牛耳,被誉为“海内最富,如今却为人均GDP在国内的倒数发愁;这里的商人也曾被教导“要装着天下,并把票号做到“中西汇兑,一纸风行,如今却在沟壑中被本本意识、山沟意识消磨得锐气全无;曾经,山西的女孩子以嫁给在票号经商的人为荣,而如今她们的目光则自觉不自觉地洒向官场,甚至在一种被扭曲的商业环境中,衍生出一种十分不正常的地下“性产业。
令人们失望的还有当地的气候和环境。直到今天,这里每逢沙尘天气,也会让人睁不开眼,塑料袋等垃圾被大风卷着挂上了树枝,犹如十几年前的北京。由于空气污染,人们经常这样形容太原的天空:一张灰茫茫的大网扣住了整个天空。记者在当地采访的一周时间内,感受到的情况比这要好些,除了靠近地平线的一圈染上了蒙蒙灰色,早春的阳光还是艰难地照射进这个古老的城市,即使没有被每一个人所感知。
在现实中,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能与今天的山西与曾经巨商云集的地方联系在一起。“烙饼一份……,每天早上,这样的声音都从太原市解放路上的一家破旧的小餐馆里传来。不久,一个60岁左右,眼神中似有哀怨的老人都会步履沉重地走进店铺中,将一份葱花饼摆在客人面前,然后回过头继续重复这样的动作。每个路过的食客踱着步进来,吃完后再踱着步走出去。缓慢,外乡人感受到的这种不协调在当地人看来是那么平常。
中午时分,大街小巷的饭馆总是十分火爆,经常会遇到排队等位的现象,这样的消费能力让人很难与位居全国中下的山西省人均可支配收入联系到一起。以太原为例,虽然收入不高,可太原市的餐饮娱乐场所,桑拿、按摩、歌城异常火爆,几年以前,北京富豪周末到太原消费就成为一种潮流。“今朝有酒今朝醉,同行的朋友告诉我,山西人的生活仍不紧不慢,沉醉于自己的天地里。
3月底的三晋大地已经春意复苏、柳绿桃红,而关于晋商的种种精神就像太原灰蒙蒙天气的色调,尘封在历史的档案柜里,让人无从发现。对于老晋商过去的辉煌,当地学者更多报以历史的唏嘘感叹,认为如今的山西商人并未从他们的祖辈身上继承足够精彩的东西。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就表示,无论在经营范围还是从业人员,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上,现在的山西商人与老晋商都无法同日而语。“除了黄河文明中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仍在发挥作用,新老晋商之间已没有什么联系,刘建生说。
记者发现,晋商只能是一个历史概念,原因很简单,山西的商业文化在
大约一百年前出现了断层,至今没有缓过气来。
转型的艰难
“山西哪有什么民营企业家,还不都是靠官府吃饭的。太原市一位搞电力的老板这样对记者表示。由于拥有了省电力局的相关经营权,这位老板不用承担什么风险,每年就能有八位数的收入,像很多山西老板一样,他主要的理财方式就是在大城市买房,至今已经在北京拥有了四处价格不菲的房产,且都是一次性付款。
提到山西商人,几乎众口一词“煤老板、“暴发户。的确,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让部分山西人“弯弯腰就能捡到真金白银,但又在另一方面抑制了他们的创新精神。想想老晋商的发迹史吧,那可是在一无资源禀赋、二无政府资源的情况下崛起的。
资源型的产业,一般都是谁掌握了资源,谁就拥有了财富。长期吃“计划饭的山西省,也因此抹上了浓厚的“崇官色彩。正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里写到的:“中国传统的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
在去太原的高速公路上,“让三个代表成为太旧发展的精神支柱类似的标语屡见不鲜。平遥古城外的牌楼前居然写着这样的标语:“热烈庆祝平遥县原县委书记×××66岁寿诞,一位卖旅游地图的老大妈告诉记者,很多人还为此送上财物。记者分析,这种行为应该不是官员的要求,而是当地民风的体现,商人、百姓为了与一位下了台的官员“拉关系而登门送礼,那场面估计也“相当的壮观。
在官、商利益的共同驱动下,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山西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大挖煤炭的历史,而山西企业家的行业组成,也几乎全都染“黑:“山西本省排名前十位的富豪中,无一不是煤炭起家的,当地的一位记者说。对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了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污染、交通事故的频发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记者去山西的大巴能装32个人,结果只坐了9个,问邻座的山西人后不禁心有余悸,那人的回答是“我们脚下的路是空的,挖煤挖的。
实际上,相比丰厚的矿产资源,山西的历史文化资源一点也不逊色。在去年太原建城2500周年的庆典上,针对“研究中国10年历史看深圳、100年历史看上海、500年历史看北京、1000年历史看西安的说法,山西省提出了“看中国5000年历史还看山西的口号。专家认为,这给出了山西省经济转型的信号。
在中国,因旅游而发家的企业家为数不少,而在山西却几乎找不到。山西省文物资源占全国70%以上,而叫得响的名字却不多,乔家大院的出名还是因为近几年来外省摄制组拍摄的几部作品,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乔家大院》而扬名,真正由当地的民营企业家投资经营并获成功的项目还寥寥无几。
晋中市是晋商鼎盛时分布的地方。当地领导告诉记者,晋中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5处,并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和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而走在祁县晋商一条街的石板路上,看着在那些精雅的屋宇间经营着的各种杂货铺鳞次栉比,记者感叹他们是在巨商的脚下做着最小的买卖。
累计到去年,晋中市民间投资文化产业的不足10亿,文化产业短腿的现象十分突出。即使是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旅游经济所创造的财富也仅占全县GDP的不到5%。
山西省的富翁遍地,如此具有诱惑力的文化产业为何少有问津?记者采访到的一些投入这一领域的老板表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煤炭的暴利让他们对文化产业的前景视而不见,“每天弯弯腰就能挣上几十万,对他们说商机无限那是对牛弹琴。另一个原因是山西商人的素质普遍不高,“要想富、钻黑库的念头已经禁锢了他们对其他产业的嗅觉,文化产业他们一时间还真玩不来。
然而不管怎样,浑厚的历史和曾经晋商的辉煌,都为新晋商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创业空间。
票号的新生
闻名天下的“日升昌票号坐落在平遥古城一条普通的街道上,这里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而就在平遥城外,相隔“日升昌约3000米远的地方,一座叫做“晋源泰的二层淡绿色小楼同样拥有着一项中国金融界的“第一———去年12月28日,这里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小额放贷试点的民营银行(同时获批的还有“日升隆)。
站在“晋源泰的二层办公室里,韩四恭可以望见被风化了的,有些斑驳的平遥古城,这位方面大耳的民营企业家是“晋源泰的四个股东之一。60岁的韩四恭是平遥四贡村人,从1978年开始经商,自称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企业家,他一手创办起来的四贡煤化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是平遥县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年产值1亿元以上。
韩四恭告诉记者,“晋源泰这个有着老晋商风韵的名字是他自己起的,“晋当然是指三晋大地,反映了山西人的乡土意识;“源是希望公司的财运源源不断,体现了山西人对财富最朴素的渴求;“泰用他的解释就是稳如泰山,这一方面说明了韩四恭的稳重,又流露出一种相对的保守,二者与老晋商都十分一致。
“缘份,谈到投身金融业的原因,韩四恭表示很简单,去年6月央行准备在山西启动小额试点的计划后,平遥县召集40多位老板参与竞标,最后韩四恭与另外三个股东一同中标,四个人每人出资400万元,而董事长由韩四恭担任。
韩四恭的祖辈都是当地农民,只有他的爷爷有过“晋商的经历,曾是
一位卖糖块儿等杂货的小商人,“现在他的名头没有我大,韩四恭骄傲地说。“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知县也不换,晋商“士农工商中“商为上的传统在韩四恭这里得到了继承。
最崇拜的晋商是谁?“雷履泰!韩四恭脱口而出。雷履泰就是创办“日升昌的总经理,他曾经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在他的任期内“日升昌达到了鼎盛。为什么崇拜雷履泰?“因为他诚信,做到了汇通天下,韩四恭的回答也很简单。
韩四恭告诉记者,自从“晋源泰开业以来,四贡煤化有限公司已经交给了36岁的儿子,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票号的工作中来。他向记者谈起“晋源泰的经营情况,显得很兴奋:截至3月15日,“晋源泰共放款460万,其中投放至三农领域的占67%,投至旅游业的占20%,剩下的投至流动性的微小企业。根据公司的规定,每笔贷款上限不能超过10万元,至今为止数额最小的一笔贷款为3000多元,是给一户农民买种子和化肥用的。他预计“晋源泰的平均年赢利可以达到10%左右。
与做煤炭的“日进斗金相比,这样的利润率会不会显得很低?谈到这个问题,韩表示煤炭属于周期性很强的产业,容易大起大落;而要想“长久的富,还是要开票号这样的“久铺。
雷履泰与韩四恭,同样半路“转行,同样成为了具有历史意义票号的“掌柜的,而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得出下面的结论:韩四恭是新晋商的代表。
首先,雷履泰之所以能够成为老晋商的代表,是因为他创办的票号是汇兑业务需求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其自发创办的,而如今的小额贷款试点虽然需求也很旺盛,但还属于政府批准下的试点产物,相关配套措施还很不成熟。以“晋源泰评估信用的方式为例,目前有抵押、质押、信誉和信用担保四种,而信用担保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这给今后的还款情况带来了不便;记者还了解到,占评估份额70%以上的抵押,并不是由中介方的资产评估机构或会计师事务所来评定的,而是由当地的房产管理委员会进行评估的。
面对记者的担心,韩四恭显得“满不在乎,并表示“初创阶段不能设立那么多机构,否则成本太高,而当被问到是否考虑到这些因素时,他也只是憨憨地笑笑。
其次,与老晋商们大都经过科考不同,由于历史的原因,韩四恭这拨山西商人没受过什么正式的教育,比如韩四恭的学历只是小学,接任其四贡煤化有限公司的儿子也只是初中学历,这也制约了他们的发展。
老晋商还有一个与现在不同,他们不论是商品经营还是资本经营,一般都不是资本的拥有者直接从事经营,多数是由财东出白银若干,委托一个自己信赖的、精明能干的人当“掌柜的,从事某种经营活动。可以说那时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今天仍有借鉴作用。目前,韩四恭正带着自己的三女婿参与“晋源泰的经营,意在将其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当然韩四恭还是聪明人,记者了解到,德国的一家商业银行正准备来华考察合作事宜,并对“晋源泰的员工进行培训。“帮助我们做大做强,我们怎么会不同意呢?,韩四恭又给出了一个朴实、简短的回答:“要与时俱进。
晋商当村官
受内陆黄河文明的影响,晋商一直以封闭、保守著称,赚到钱以后,或者修筑防御性极高的深宅大院,或者代为行使当地政府的一些权力,总之是惠及乡里,成了晋商的传统。这在今天的山西商人中,也不乏其人。
在山西晋中市,民间文化产业的投资不足10亿,然而有个老板一个人就投资了7.5个亿,这个人叫阎吉英,是山西三佳煤化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阎吉英的财富也来自矿产资源,从1983年800元起家,如今公司也有30个亿的资产。阎吉英投资的项目叫做棉山,因春秋晋国大夫介之推在这里遇火焚身而闻名,后代的文化遗产使其成为一座众教相融的名山。从1995年开始,阎吉英开始投资修复、开发棉山,10年内陆续投资7.5亿元,成为全国首家民营资本注入国有旅游资源的企业,棉山也成为全国首家民营化的大型名胜风景区。
由于阎吉英本人到天津港签订焦炭合同,记者在棉山并未见到他本人,只好通过他的下属对阎吉英有了一些了解。在他们看来,老板就是一个“大道之人,集团董事长助理毛晓彤用“爱国、爱民、爱家乡来形容阎吉英,认为“过去晋商看大院,当代晋商看棉山。所谓“爱国,就是三佳集团的发展一直是纯利润在开发,银行贷款一直为零,没有对银行的风险;“爱民是指集团共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下岗职工等7000多人的就业问题,加上间接就业达3万多人,而棉山所处的介休市总共只有30万人口;所谓“爱家乡,是说阎吉英本人海外没有任何公司或资产,所有的资产都投在了他的家乡介休,每年介休8个亿的财政收入中,三佳可以达到1个亿,用乘数效应来讲,就是三佳每赚1块钱,当地社会可以赚到7块钱。
与这种贡献相匹配的是阎吉英本人的身份,记者了解到,阎吉英不仅是三佳集团的董事长,还是集团总部所在地———介休义安村的村长,更令人吃惊的是,在介休,老板回村当村长的比例占当地村长的40%以上。
从历史上看,晋商就有类似于“乡绅自治的特点:他们以手中掌握的财富为基础,把封建社会的商业道德,封建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与社区的关系,邻里的关系发展到极致。清末平遥城墙的修缮工作,实际上完全由商人出资管理。
从建设新农村、回报社会的角度讲,这种现象未尝不是好事。记者得知,实际上阎吉英本人并不愿意当村长,据说有几个老人跪倒他的家门口请他当,他才推辞不掉的。在农村,人们都希望富人当村长,最担心穷人当村长,“因为富人不会伸手管百姓要钱,还可以解决他们养老保险费、安装电话费等的缴纳,当地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告诉记者。
经济学家梁小民认为,与属于移民的徽商不同,晋商的乡土观念极强,无论他们在哪里做生意,最后都要回到山西,这对于今日的山西是有帮助的。
在记者心中,始终有一个担心:对家乡父老有如此贡献的“大恩人,能否持续地为乡里乡亲做出贡献?会不会导致严重的个人崇拜和专制?而采访过程中,这样的担心也有所体现,这不仅体现在阎的下属对阎近乎于“崇拜的态度上。
在棉山脚下,一块几十平米的大理石功德榜引人注目,上面是为阎本人歌功颂德;道观前香炉两侧挂的对联,仔细看会发现那是一对藏头联:上联的第一个字是“吉,下联的第一个字是“英,念下来会发现,那还是在给阎“戴高帽。在香火缭绕的宗教圣地,这样的纪念让人感觉很不是味道。
应该说,阎吉英在用中国传统道德进行管理方面,甚至超出了他的晋商前辈,然而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并未效仿他们的成功经验。目前三佳集团的股权结构完全是阎吉英一个人所有,而一百多年前的山西票号,就开始了最初的股权激励———给优秀的职工以有分红权、而无支配权的“身股,被认为是保持晋商活力的一大要素。
历史规律告诉我们,治理一个强大的商业帝国不能仅仅依赖中国传统的人文体系,而一定有赖于现代企业的建立。在硬件环境上,阎吉英已经做的足够出色,而在软件环境上,需要完善的东西还有很多。
期待新晋商
时尚的黑框眼镜、嬉皮士式样的穿着,以及口中不时蹦出来的英语口语,33岁的刘晓东一点也看不出来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当然,最能区分他们的不是表层的穿着、言语,而是深层次的思维和行动。
在平遥的明清大街上,刘晓东经营着一家叫做“云锦成的客栈。明清风格的大门、大堂、天井,加上浓厚的现代夜生活的元素,让这座客栈成为平遥古城内最具灵性的地方之一。谈到投资这个客栈的动机,刘晓东认为“平遥需要开口说话。
刘晓东生于太原,在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深圳华为公司,成为一名IT销售人员,后来他又回到山西,经营IT业完成了原始积累。
原本,刘晓东的想法很简单,只是在价值被低估的情况下,在平遥古城内买下一处民居,等待升值。而专家的一句话让他改变了主意:“商业一旦戴上文化的帽子,你的利润值将无限地扩大。两年前,在670万买下这座2000多平米民宅的永久所有权以后,刘决定对民居进行改造,花了700多万进行了装修,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云锦成客栈。整个客栈共有24套房间,房间内完全是明清民居的设置,价格也的确不菲,每间房每日1280-1480元不等。
与旁人羡慕的眼光一样,刘晓东也很得意于自己的这笔投资,他表示得意的并非眼前能够带来的利润。有人问他是否耐得住一段时期不赢利的“寂寞,刘回答说他把“云锦成看成一件作品,“经营客栈本身就是一个愉悦的过程。同时他也自信客栈长久的价值:“这民居是文物啊,稳赚不赔。更令他充满自信的是他认为自己是在做软环境的东西,“就像做IT产业一样,最赚钱的绝不是硬件,而是软件,我们正在做软件。刘告诉记者,“云锦成的每一处设计,都来自于他的创意,并由美工代为完成的。
“阅历、智识、品味的结合才能打造出一个成功的文化产品,不是简单地学一些皮毛就行的。对于一些山西省旅游文化企业的现状,刘流露出自己的骄傲。
大学学习微波的刘晓东,如何对艺术设计有着自己的理解?得到的答案是“学习,并有效利用各方面的资源,为了打消记者的疑虑,他还谈到自己今年即将从北大获得EM BA的毕业证书。
“你是否认为自己是新晋商中的先行者?面对记者设下的“陷阱,刘在自谦“不敢当的同时,回答中透着精明:“我喜欢当先驱,但绝不当先烈。
大多数的山西人普遍会抱怨当地的经商环境,而刘晓东的看法则显得务实:“政府的信心,也来自于我们企业的做实,“强调经商的环境不好,只能是因为你的适应能力有问题。他还表示,“山西的土壤很养人,“山西省的商机无限。
刘晓东向记者谈起他未来的打算,表示未来如果进入客栈的资本庞大了以后,可以开办一个民俗宾馆的管理公司,聘请国际上一些著名的酒店托管公司进行管理,“这些经验的积累和独到的商业文化是资本不可比拟的。此外,刘还计划将“云锦成打造成国际金融家俱乐部的一个平台,迈出“现代票号联合体的第一步。
把民居改造成兼具现代与古典风韵的客栈,又将当下的金融家俱乐部与票号相连,在其中摸索一个合适的交叉契合点,应该是刘晓东在新的山西商人中引人注目的原因所在。毕竟,将山西的硬件优势———如古建筑和软件优势———如晋商文化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的例子,还十分鲜见。显然,刘晓东远称不上新晋商的代表,但他的尝试让我们看到了方向,也看到了希望。
余秋雨在《抱愧山西》的文章中认为历史上的山西商人“只能靠钱财发言,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由此他定义晋商“是一群缺少皈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低谷往往意味着重生,面对机遇的山西商人,除了好好回味祖宗的商道外,勇于摒弃束缚他们发展的传统,拥有一个健全的现代商业人格,乃是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