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十六世纪的明代，经济、社会、政治要素的共同作用，催生现今为各地乐道的十大商帮，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国家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沉寂了近一个世纪之后，“商帮”这个词又一次变得合时。过去有过“商帮”的地方，以新×商帮为名，如新晋商、新鲁商、新浙商；过去没商帮的地方也称自己为新×商；如历史上本无京商，但还煞有其事地开会研讨新京商。看来了解一点历史上的“商帮”还是必要的。

　　“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由地域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商业集团。作为一个“商帮”，应该是具备五个条件，第一，在这个地区要有相当发达的商业；第二，有一批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巨商作为中坚；第三，在经营、制度、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同于其他商业集团的特点；第四，许多独立的商家出于经营和竞争的需要组成以地域为纽带的松散联合；第五，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按照这些条件，学界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十大商帮：山西以晋中为中心的晋商，歙县、婺源等徽州六县的徽商，临清、济宁、聊城、烟台这一带的鲁商，以宁波为中心的浙商，以龙游县为中心(包括常山、衢县和江山五县)的龙游商，苏州西南吴县境内太湖中东、西洞庭山(现在吴县的东山镇和西山镇)的洞庭商，江西由人口流动形成的江右商，以福建沿海为中心的闽商，以广州、佛山一带为中心的粤商，与晋商同时兴起、亦被称为晋商小兄弟的陕商。

　　这十大商帮最活跃的时期是明清，但都是在明代形成的，尽管时间并不相同。为什么十大商帮形成于明代？

　　商帮的形成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商品经济发展又是生产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宋代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经过元代之后在明代又迎来了一个经济高潮。

　　明代的农业生产工具已经达到传统农业下的完备。人力犁、风力水车得到广泛运用，龙骨车得到改善，并使用了畜力。水利建设有了相当发展，到15世纪初，明代共开塘堰40897处，河4162处，修渠堤岸5048处。在农业方面，发明了砒石拌种、骨灰蘸秧根、区田法、提塘耕作法。福建、浙江有了两季稻，广东还有三季稻。引进并推广了玉米、花生、烟草、番薯、向日葵，同时棉花种植有了更大发展。

　　明代人口从永乐年间的6500万增加到万历年间的1.2亿。据专家估计，万历年间农产品总量达696亿斤，江南水稻单产到2石(300斤)左右，与当时欧洲处于同一水平。封建社会中农业是基础。农业的发展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明代在官营手工业衰落的同时，民营手工业有了迅速发展。尤其是苏杭的丝绸业、广东佛山的冶铁和铁器铸造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以及其他地方的棉纺织业，无论在生产技术还是生产规模上，都有了相当发展。如纺织业中普遍采用了足踏缫车、织机、提花机等技术工具。

　　在明代仅苏州织染局就有织机173张，每年生产缎子1534匹。民营织户超过官营的织造局。到明末，民间织户达3万人，至少是官局工匠的3倍。再如佛山的冶铁业，明末时已有“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的大高炉，并由圆柱体改为瓶状，火口镶火石，机车装料。这些都是冶铁业的重要革新。一天一夜可出铁3600斤。尤其是民营冶铁业发达，从永乐三年到宣德九年的三十年间，产量从13万斤增加到833万斤，增长近70倍。经济史学家说中国明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由此而来。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亦有相当大的发展。从国内贸易来看，国内市场已从封闭的地区性市场，走向国内统一市场。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夸张的说法是“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徽宦商，衡游蓟北”。明人李鼎的说法是“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沿着长江和大运河，出现了一批新兴商业城市，如成都、重庆、武昌、扬州、苏州、杭州等。《金瓶梅》、《三言二拍》这些成书于明代的市井小说就反映了当时商业发展的状况。

　　明代中期之后，对外贸易也有相当发展。造船和航海技术都较宋代有相当发展。海外贸易主要是南洋，其次是日本。中国的出口以丝绸、瓷器、银器、漆器等工艺品为主，进口主要为苏木、胡椒、犀角、象牙等。仅福建的关税收入就从万历初时的二万两白银增加到崇祯时的5万—6万两。当然，受海禁的影响，外贸发展仍是有限的。

　　对十大商帮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还在于政策的变化。明朝初年，为了保卫北部边防设了“九边”(九个军区)，80多万强军和30多万匹战马给政府财政造成极大压力。洪武三年开始实行的以粮换盐引的开中制是晋商和陕商形成的契机。可以说，没有开中制，山西和陕西的商人就难以成气候。明代中期，开中制转变为折色制，以及官府授权的私人盐业垄断经营是徽商成长的关键推动力。明代中期，在辽东和张家口分别开放东西马市，对晋商由以盐业为主转向多种经营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没有这种政策，就没有在“走西口”中成长壮大的晋商。同样，明代中期海禁的放松也是浙商、闽商、粤商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

　　有经济发展就有商业的发展，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无论如何禁止、压制，人逐利的本性使他们冒再大的风险也要去经商。尽管封建社会中一直执行重农抑末的重农主义政策，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十分低下，但经商仍然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明代十大商帮的形成正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但是，还应该看到，政策对商业发展的程度仍然是有影响的。明代的折中制、折色制、开放东西马市，原来的出发点是巩固封建统治，但客观上却促进了商业发展和商帮形成。有限地开放对外贸易是迫于压力，尽管有限，其作用也相当明显。不过由于明代专制统治加强，税收名目繁多，关卡林立，贸易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从这种政策我们可以想象出这些商帮成长的艰辛。

　　在十五、十六世纪的明代，中国与西方国家基本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不过在中国实行重农抑末和海禁时，西方国家已经实行重商主义和海外开拓政策。这就是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根源。

　　(作者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电子邮箱：lianglic＠sina.com)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