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招行4月12日公布的2005年年报，该行行长马蔚华去年税后薪酬267.83万元，副行长陈伟、李浩分别为137万元、135万元，董秘兰奇为69万元。年报还称，该行高管股权激励项目仍在进行中。

　　这条本不足为奇的报道之所以引起笔者的注意，概因同样刚刚公布去年年报的建设银行拟进行中的薪酬改革与股权激励招来“群情激昂”。当然，与建行遭遇相似的还有早先一步上市的交通银行，其已实行的高管股权激励计划与拟实行的全员持股计划亦未免于“诘难”。

　　按照已经披露的信息，交、建两行高管薪酬比之马蔚华等少了很多，不过招行的年报却颇有一些波澜不惊的味道。这种“待遇”上的不同总不见得是因为“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称谓上的不同，众所周知，中国所谓的“股份制银行”基本也都是国有控股下的金融企业，其产权性质与股改后的国有银行并无实质区别。

　　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一段时间来，国有银行频频曝出的大案要案实在让人对其公司治理水准心生怀疑。同时，银行市场事实上的垄断亦使人对骤然改观的国有银行报表很难认同。不过，平心而论，即使对于那些从来业绩较好的股份制银行，其价格管制条件下而取得利润究竟有多少来自于技术先进或管理得当，至少也是值得怀疑的事情。

　　所以归根结底，这还是反映出国企改革中的老大难问题——分配制度经常表现出的失灵。因此，简单地、甚至是情绪性地纠缠在郭树清100万、马蔚华200万年薪的绝对数中并无多大意义。关键是，我国国有企业经理人所面临的薪酬管制，内生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政府的行政干预。面对众多国有企业，作为所有者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政府）天然地处于信息劣势，很难低成本地观察到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很难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事前签订有效的激励契约，同时也很难在事后实施有效的监督。这使得激励不足或者过度激励如同翘翘板的两头，周而复始地发生。

　　值得指出的是，针对企业高管薪酬的非议，即使在成熟市场中亦不时与闻，譬如说，纽交所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格拉索即因为巨额酬金引发众怒而被迫辞职，声名显赫的桑迪威尔和杰克韦尔奇也因为退休待遇问题而“晚节不保”。事实上，在安然事件发生后，公司高级管理层的巨额薪酬问题已日益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焦点问题。

　　但这只能说明此一问题的普遍性，而不能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激励扭曲的借口。从根本上来说，经理的薪酬应该由他们与股东间的谈判而确定，而其最重要的依据则在于事先的市场价格与事后的绩效考核。如前所述，中国的问题在于基础性的条件尚不具备，譬如说，马蔚华乃至深发展的洋董事长法兰克·纽曼的薪酬能否作为郭树清的定价参考？再譬如，中央汇金公司作为建行的大股东，其本身有无足够的激励和约束（以及能力）去激励和约束旗下子公司？很显然，正是这些疑问的存在，才使郭树清等到底该挣多少工资基本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

　　不过无论如何，进步的迹象还是不容否定的。一方面，国有银行上市后，引入了新的投资者和外部监督，能够以较为市场化的标准对这些长期服务于政府多元目标的银行进行业绩评定；另一方面，倒逼下的信息披露制度使得透明、规范的薪酬契约取代非透明的、非货币化的自我激励成为了可能。而这，反过来也能为争论中的国企产权改革提供一定的支持。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