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炒国企团……诸如此类的商业符号已经成了浙江商人的代名词。

　　有舆论说，这些符号反映了浙江民间资本对全国资源的掠夺和剥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和扰乱。

　　面对几乎一边倒的舆论压力，浙江商人说，这些符号是舆论强加给浙江民资的恶名，我们决不接受；浙江省地方政府也不再沉默，省委书记习近平更是公开表态为浙江民资正名。

　　为浙江民间资本辩护

　　★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阮加文 特约记者 傅白水 /杭州报道

　　2005年以来，在对中国改革的有关争论与质疑声中，走在改革最前沿的浙江民间资本成为质疑者和批评者的主要靶心之一；

　　曾经作为改革标志性成果的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尤其四处逐利的民间资本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与压力；

　　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炒车牌团、炒产权团……对温州为代表的浙江民资的道德苛责与学术指责不绝于耳；

　　更有甚者，有舆论认为，浙江的民间资本在国内各地攻城掠地是一种对全国资源和人力的掠夺和剥削，加剧了社会经济与贫富差距等等。面对质疑，浙江的反击不仅来自民间和理论界，浙江省地方政府的公开定调更值得关注。

　　最新传言：温州人又在“炒国企”了

　　农历狗年的春天依然温暖，一向对市场有着敏锐嗅觉和反应迅速的浙江商人，却在春日中感到了丝丝寒意。

　　2月底，60多家浙江民营企业受邀奔赴北京，参与北京国有企业改制的合作洽谈。其中包括被称为“炒房团”升级版的温州两大财团中瑞财团和中驰财团。令他们意外的是，合作双方在经过精疲力竭的讨价还价之后几乎不欢而散。面对着北京国企一大批谨小慎微的领导人，这群雄心勃勃的浙江老板对国企改制的热切期待已荡然无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空手而归。

　　“这本是一宗平常的生意，成交还是不成交，本都是意料之中、情理之中的结果。但外界的传言却把这宗普通交易变成了温州乃至浙江的民间资本在‘炒国企’。”浙江经贸委先进制造业基地办公室主任凌云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据浙江经贸委介绍，北京国企邀请浙江民营资本参与改制，主要目的是为了引进浙商的资金、管理技巧和市场经验；而浙商看重的是北京国企的投资潜力。

　　合作洽谈失败的原因在于双方的发展思路不同，经营理念不同。北京国企的领导人往往要求在合作组建公司后能够控股，而浙江的民营企业主认为，如果自己不能主导企业的经营，就无法用先进的理念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谋求高效的长远发展机制。

　　在凌云看来，浙江省内任何级别的政府官员对此都没有大惊小怪。“实力雄厚的浙江民间资本并不一定就是北京某些困难国企的救命稻草，北京国企也不一定非要浙商的参与才能欣欣向荣。”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资本跨区域流动是双赢举动”

　　“炒国企”的说法和概念，其实缘自媒体对温州民间资本四处逐利行为一贯的夸大和定位。

　　“温州炒某团”已经成为媒体频频使用的一种固有称谓。如2004年初“温州炒煤团”出现在媒体上，更早的时候是“温州炒房团”。

　　随着浙江民间资本的投资动向不断见诸报端，人们似乎开始看到一幅幅“壮观景象”：浩浩荡荡的“炒房团”开进全国大中城市并引起当地房价飚升；摩肩接踵的“炒煤团”袭入山西并引来媒体的诘问；一个又一个的“炒车牌团”遭遇地方政府的拒绝……

　　于是，浙江民间资本在房地产市场兴风作浪、以牺牲资源为代价换取“黑金”等各种质疑和批判声便不绝于耳。

　　面对众多的质疑甚至是指责，浙江的反击不仅仅限于舆论和理论界，本地政府也不再保持沉默，在全国率先为民间资本高调辩护。

　　凌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好几个场合都高度肯定了浙江民营企业对浙江经济和全国经济所作的巨大贡献。”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浙商的投资遍及国内，自“九五”以来，总投资已经超过7千亿元；截至2005年8月底，在海外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也已达到6亿8千多万元，全省在境外投资的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习近平称：“资本跨区域流动其实是一种能够实现双赢的举动。广大浙商在‘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中，不仅为国家统筹区域发展以及所在地经济作出了贡献，而且延伸了浙江的产业链，推动了浙江产业的梯度转移，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早在去年2月份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业界称为“非公有制经济36条”）之前，浙江省的各级政府部门就在力所能及的权限范围内，出台过一系列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减少民营资本进入限制的种种政策规定。这种基于市场规律的政策鼓励为浙江民营资本形成强大的投资势头打下了基础。

　　在“非公有制经济36条”颁布不到两个月时间，浙江省政府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允许非公有经济进入任何中国的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还可以进入以前被国有经济垄断的电力、铁路、民航、石油以及金融等领域，并且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各类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实施意见的出台，使浙江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在政策和法律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浙江省政府赴山西调查后认为：温州人“炒煤”的提法不合适

　　浙江省对于浙江商人在山西煤矿的投资情况也给予了关注和支持。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与浙江省相关能源部门、温州市政府协作办等单位，曾专门组成工作组赴山西调查，并出台了《关于温州人投资山西煤炭产业情况的调查报告》。此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培育比较健全的煤炭供应结构角度看，温州人的投资行为证明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在解决中国能源供应问题方面，完全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值得煤炭等能源行业管理高层研究、探讨”。该报告认为，温州人“炒煤”的提法是不合适的。

　　在民间资本进入山西煤矿等垄断领域实质性受挫的背景下，政府政策的声援厘清了“炒”的行为本身——实质上是一种投资行为。

　　山西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室一位学者也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温州商人在中国最为市场化，资本的基本规律是向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流动，从这一点上说温商渗入山西煤矿无可非议。山西煤炭受计划经济影响最深，温州资本进入山西煤炭产业这是一件好事。山西最近实行大开放，对吸引内资同吸引外资一视同仁，就是为了鼓励和吸引温州人在山西大发展。

　　“归根结底，民间资本的流动都是出于市场的规律、市场的需求和资本逐利的冲动”。浙江经贸委先进制造业基地办公室主任凌云对《中国经济周刊》坦陈。

　　但他又补充说：“一个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所形成的先发优势，的确有可能使这一地区在不知不觉中扮演起‘征服者’的形象，并且会受到‘为富不仁’一类的指责。但是，一个经济上成功的地区必然带动其所在的整个经济体的财富和资源的合理流动。”

　　有关地方政府表态：欢迎浙江民间资本

　　“只要看一看中国内地省区每年在浙江举办多少场招商引资会议，看一看浙商在投资目的地所受到的鲜花和掌声，你就会明白浙商四处逐利其实只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商业社会必然出现的市场现象，就不会以狭隘的道德眼光把浙商投资看作是一种利欲熏心的投机炒作。”凌云说。

　　事实上，所谓的“炒房团”、“炒煤团”，只是反映了浙江民间资本投资的一小部分。除此之外，电力、水力、能源、交通、水利、金融甚至文化产业都同样受到浙江民营资本的追捧。

　　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条款，到2006年12月11日，我国将完全开放国内成品油批发市场，嗅觉敏锐的浙商也早已厉兵秣马，开始进入石油领域。到去年年底，不只是国内，在整个亚洲，都能看到浙江油商的身影，小到个体油老板到陕北等地买油井开采，大到万向集团这样的民企巨擘投资约12亿元，在舟山岙山岛建设石油中转项目。他们早已悄然渗透石油产业链条的每一个环节，从国外进口成品油、开采油井、石油储运、开设加油站等等。

　　浙江商人的大规模出省投资，将资本蓄水池变成了其它地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成为拉动全国经济成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对于浙江民间资本的流动，一些相关省份都公开表示了欢迎。

　　如在呼和浩特举行的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交流会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杨晶表示：“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GDP也是中国的GDP”，“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财富也是中国的财富”；再如山西省省长于幼军，要求山西破除旧的观念，吸引外资及沿海等省市企业到山西投资。

　　山西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室一位学者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山西对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经营煤矿表示热烈欢迎，并没有遏制温州人的意思。”

　　资本流动也需政府监管

　　浙江经贸委先进制造业基地办公室主任凌云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中多次强调，对于浙江民间资本，浙江省各级政府采取尊重市场规律、求真务实的态度和做法，但这并不等同于站在市场的边缘袖手旁观。

　　他透露，去年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先后率领大批民营企业家考察江西、安徽等地。这些前期的考察意味着浙江省政府将科学部署，使浙江民营企业在“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沿海上台阶”的国家战略中大显身手。

　　资本的自然属性是逐利性，资本的社会属性则是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功能，当逐利性与其社会功能不能和谐共存时，必然会涉及到资本运动规律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平衡。

　　有专家指出，浙江民间资本可以尽情地寻找和发挥资本的增值渠道，但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个体的非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从这一角度审视，如果任由以投机为目的的“热钱”在市场上狼奔豕突，其势必造成的经济恶果可能要由政府和全社会为之埋单。

　　因此，政府应充当资本的社会属性执行者和监管者，应把精力放在规划博弈战场和制定游戏规则上，利用公共权力去制定规则，遏制资本逐利的魔鬼面，阻止或最大程度减小资本资本逐利性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与冲突，而不是迫于舆论和道德的压力去直接阻止或扼杀资本的逐利和扩张行为。

　　资料：浙江民营资本投资新领域

　　浙江民营资本投资除了以产业转移为目的外，投资资源和能源型企业与基础设施、进入原来垄断性行业也成为近几年投资重点和新的领域。在能源、金融甚至文化领域频频出手。

　　2005年，由浙江奥康鞋业集团投资10亿元建设的中国西部鞋都一期工程主体项目全面运行，这是迄今为止温州人在渝抛下的最大一笔投资项目。

　　今年初，浙江万向集团投资12亿元建设的岙山石油储存项目，目前已经开始紧张筹备，该项目占地近700亩，油库总容量达150万立方米。现在陆域建设已经竣工，一期的57万立方米油库将马上动工。同时，从舟山市六横岛镇政府传出消息，总投资高达16亿元的浙江华立集团石油储运和精细化工项目，目前已进入滩涂围垦等前期工作。该项目计划至2010年建成，届时年产值可达20亿至30亿元。

　　浙江民营资本进军水电站投资的“领头羊”浙江惠明能源投资公司率先启动了“西进计划”，在2003年就一举拿下了湖北巴东沿渡河流域的梯级开发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16万千瓦，总投资11亿元，这也是湖北省迄今引进的最大的民营水电项目。

　　从2002年万向集团参与发起成立国内第一家民营寿险公司民生人寿开始，浙江民营资本大举介入银行、保险行业，并在这些领域大领风骚。2004年８月，由浙江本土13家民营企业持股85.71%的浙商银行开业，成为我国第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

　　2月底，浙江省首家全国性寿险公司——中和人寿已经报送保监会接受审批，并将在最近的几个月内召开发起人大会，如果一切顺利，年内就可以筹建开业。该保险公司，总部将设在杭州，注册资本5亿元。

　　2004年12月29日，浙江广电集团出资51％，浙江广厦出资49％的浙江影视集团正式挂牌，虽然是个地方性的影视集团，但它的核心资产包括浙江影视频道（ZTV—5）的经营权。这意味着，在壁垒森严的电视频道资源里，民营资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空间，尽管目前还只是控制了49％的股权。浙江影视集团是国有加民营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个模式在以往的中国电视业里绝无仅有。

　　（《中国经济周刊》据公开资料整理）

　　（辅文）

　　对话山西浙商：“温州炒煤团”说法“太荒唐”

　　★《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记者 赵加积/山西报道

　　“温州炒煤团”最早出现在媒体上，是在2004年初前后，之后“炒煤团”与“炒房团”一样成为媒体上曝光率很高的字眼。

　　去年底温州市政府的《关于温州人投资山西煤炭产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来自温州等地的约500多位商人，在山西投资约40亿元，承包了400多个中小煤矿，山西省的长治、高平、晋城、原平等产煤县市80%的中小煤矿被温州人承包，年产煤炭约8000多万吨，占山西当时煤炭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近两年来，随着煤炭供需矛盾突出、价格持续上涨现象的加剧，温州“炒煤团”、“封杀‘温州炒煤团’”的说法亦愈演愈烈，今年年初更有媒体称“温州炒煤团哭撤山西”。

　　据《中国经济周刊》在山西的调查了解，所谓“封杀炒煤团”的说法其实是当地政府对煤矿开采的正常治理行动，这一治理最早始于“长治县模式”。长治县在2003年9月，首先对煤矿实行改制，公开竞标，本地一家公司以8900万元中标煤矿，对煤矿控股60%；该公司中标后，大量投入资金，进行改造，使这个煤矿从年产15万吨、回采率20%提高到90万吨和80% ——这是当时温州人难以做到的。于是“长治县模式”在晋城、吕梁，晋城等推广。

　　后来，山西省又实施关闭9万吨以下煤矿的地方政策，温州人的小煤矿也面临被关停。

　　没想到的是，地方政府的这一正常治理行为却引发了某些媒体的猜测性错误报道，并引起社会各方强烈反响。如有媒体报道说，是因为温州人在山西开采煤炭急功近利，搞掠夺性经营，赚了钱就跑了，留下许多隐患，2004年朔州“３·19”细水煤矿瓦斯爆炸伤亡事故就是例证之一；还有媒体指责说：“他们（指温州人）炒高了煤价，乘机牟利，扰乱了煤炭市场，加剧了能源危机。”

　　诸如此类的批评和指责，很快构成了社会各方对温州资本在山西煤矿的主流看法，“温州炒煤团”成了流行语和贬义词。

　　温州人是不是“炒煤团”？温州人与山西煤矿之间到底何种关系？温州人有没有以及为何离开山西？面对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温州人有何打算……

　　4月11日，《中国经济周刊》专访了山西中小矿山井巷联合会（温州人在山西的行业组织）秘书长许方楷。

　　“温州人不是‘炒煤团’”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山西实行对外大开放，要大量引进国内外资金，是你们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好机遇。但在外界眼里，你们给山西留下的影响是“炒煤团”和急功近利的形象。

　　许方楷：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经营煤矿的约2万多人，投资额过去说约40多个亿，所开办的煤矿主要在忻州市、长治市、晋城市等的县乡，大多是小煤矿，年产量大多在3—6万多吨。过去有媒体报道说我们承包煤矿年产量达到8000万吨，占山西产量约1/5—1/6。这不太确切，究竟有多少还有待统计。

　　媒体说我们是“炒煤团”，这太荒唐了，媒体本身是炒概念，为了吸引读者。如果要说我们是炒煤团，只能是煤价涨了才开始炒，是用资金短线炒作；但我们温州人是上世纪80年代初就进入山西煤矿的。当时，温州人主要是到乡县一些小煤矿，慢慢地温州人熟悉了煤矿，同煤矿主打交道也多了。从推销小的煤机配件等到小型采掘设备，到后来的承包工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山西一些乡镇小煤矿缺资金、缺人才，有些煤矿开始对外承包，温州人才慢慢开始进入山西煤矿。这能叫“炒煤团”吗？

　　“温州人在山西煤矿总投资约80亿”

　　《中国经济周刊》：山西要关闭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这是不是针对你们的？你说温州人不是“炒煤团”，但有个别县市的人说你们急功近利，搞掠夺性经营，留下许多后患。

　　许方楷：山西省政府实行“关小、改中、上大”的政策，这是煤炭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小煤矿开采率约20%左右，资源浪费很厉害，我们温州人也心疼。特别是事故频频发生，还有许多安全隐患，不关闭怎么能行呢？我们十分理解和拥护山西省的政策。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而决不是针对我们温州人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一部分温州人现在都在投资改造小煤矿，或者是放弃原来的小煤矿，投资中型煤矿。

　　我本人就放弃了原平的小煤矿，现在在长治武乡县洪水镇投资8000多万元，上了一个年产30万吨煤矿，还购买了一套机械化采煤设备，有采煤机、液压支柱等；另外一位同乡，他在长治沁水县投资7000多万元，把几个小矿改造为年产20多万吨的中型煤矿；我们联合会的副会长郑瑞琼也在武乡投资8000多万元，把原年产6万吨煤矿改造为年产30万吨煤矿，今年6月份就投产。

　　许多在山西开煤矿的温州人，现在都在关小煤矿，改造和投资中型煤矿。过去有人说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煤矿40多个亿，依我看，现在都追加投资，我估计累计有80多个亿。这些事实都说明温州人在山西是搞投资经营，而不是“炒煤团”。

　　“温州人在山西也亏损”

　　《中国经济周刊》：温州人确实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到山西来，卖煤矿机械产品，承包工程。但据说后来煤炭涨价，许多人想从买卖煤矿中赚钱，你们之中有没有人倒卖煤矿？

　　许方楷：温州人在山西开煤矿，主要是想投资经营煤炭，因为煤炭一路涨价，利润可观。我们中有的人投资七、八千万元，就是想从开采煤炭中赚钱，这叫投资经营。你想，煤矿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县乡政府具体掌管，我们只有承包权、经营权和生产权，连销售权都没有。

　　在山西绝大多数的煤炭销售权掌管在县市的煤炭运销公司，他们才有火车皮的申请权利；再说现在山西煤炭销售又要凭票（省里统一制定煤炭销售票证）销售，我们几乎没有煤炭销售权；我们温州人只有煤矿的投资权、生产权和管理权。没有煤矿的所有权，怎么能成了“炒煤团”呢？所谓“温州炒煤团”，纯粹是媒体强加给我们的“罪名”，我们决不接受。

　　《中国经济周刊》：听说你们在山西办煤矿都赚了大钱，那为什么一些人还要离开山西呢？

　　许方楷：在山西开煤矿，温州人确实赚了一些钱，但赚了钱又投资中型煤矿，这风险很大，现在温州人在长治市武乡县投资煤矿从目前看困难很多，都在亏损，没有一个煤矿赚钱。有些人以为温州人都赚了大钱，都成了富豪大老板，他们妒嫉、仇恨温州人，这股思潮很厉害，我们实际都亏损，承担着很大风险，贷款怎么还，我们心里也没底。但现在很少有人支持和同情我们，我们很困惑。

　　过去在山西忻州一带开小煤矿的温州人，确实有的离开了山西，但大部分人没有离开，还想在山西投资，办中型煤矿。我在电视上看到山西省长于幼军讲，山西要大开放，吸引国内外投资，一定要改善投资环境，谁破坏投资环境、谁从中受贿等，就砸谁的饭碗，我们心里十分高兴。

　　“有些温州人离开了山西”

　　《中国经济周刊》：据说山西的一部分温州人离开山西到宁夏、内蒙、新疆等地，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离开？

　　许方楷：确实有少数温州人，已经离开山西到宁夏、内蒙、新疆等地，还有一些人去了澳大利亚、越南、缅甸等国开办煤矿。

　　我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人和资本都是流动的。人具有适应性，哪里适应就往哪里跑。资本也有个流动规律，资本是围绕供求规律、价格规律、价值规律等在流动，哪里有利润它就往哪里流，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

　　在山西的一些温州人之所要到其它省市，一是他们资本少投不起较大的煤矿，到其它省找小煤矿等投资，而且那些地方投资的人少，因而他们就去了；另外一个原因是山西个别地方投资环境差、办事不太方便，特别是乱收费、乱摊派太厉害了，把温州人当作唐僧肉，谁也想咬一口。比如有个县，让一个煤矿养2000头牛，不养牛就出钱由县里养，这是非法侵占煤矿的合法权益，谁还敢再投资呢？

　　我们在山西办煤矿，既要冒风险又要辛辛苦苦经营，赚点钱也不容易。有了钱还想为山西办好事，比如我们联合会的副会长陈德伟，最近向山西青少年扶持基金会损赠了8000万元，就是想为山西穷困地区的青少年办点儿好事。但是现在对煤老板的形象丑化得太不像话，把什么不好的事都往煤老板身上套，把煤老板比喻为无恶不作的坏人，甚至妖魔化，把办煤矿的温州人说得一团糟，比做蝗虫奸商，比如有媒体说一个煤老板一出手就买了20辆悍马车等等，这都不符合事实。希望媒体不要炒作“温州炒煤团”，还我们投资经营者的本来面貌。

　　《中国经济周刊》：你们温州人承包煤矿有没有事故发生？怎么处理的？

　　许方楷：有！宁武县一个煤矿就是温州一个老板承包的，出了事故，赔了1000到2000万元。山西的小煤矿要关闭，我们温州人十分理解，不关闭，经常有事故又死人怎么能行？！

　　《中国经济周刊》：山西整顿的是小煤矿和乱开滥采，温州人能不能把投资集中起来搞大煤矿呢？假如山西省政府召开温州投资人座谈会，倾听你们的意见，你们能不能参加？

　　许方楷：这太好了！我们温州等浙江的商人，很愿意在山西投资，我们在山西正想把煤做大哩！如果山西愿意吸收投资，召开座谈会，我可以从温州等请来大老板参加。我们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浙江人商量好了，决不撤离山西，要在山西搞二次创业。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