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金雁)4月5日，荷兰海牙地区检察机关公布最终报告，确认3月11日在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的前南联盟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为自然死亡，死因是心肌梗塞。

　　盖棺定论，米洛舍维奇的政治生命成了议论的焦点。人们对米氏的评价明显两极化：有人说他是推行恐怖专制的独裁暴君，“巴尔干屠夫”，死有余辜的战争罪犯；有人却称赞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布尔什维克”。我国一本流传颇广的米氏传记称他“对南共表现出少有的忠诚与坚定”，作为“欧洲最后一个拒不归顺的布尔什维克”，成为西方的眼中钉。

　　对米洛舍维奇的前一类评价，流行于西欧和塞尔维亚本部以外的前南地区。前南境内的非塞族人把米氏斥为屠夫是不难理解的。不过，米洛舍维奇对塞尔维亚本部的统治固然专制，但与真正的独裁暴君如萨达姆之流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米洛舍维奇时代虽然有压制、有政治舞弊、甚至有“红色贝雷帽”（政治秘密警察）的暗杀，但一直存在多党制。政治自由在米氏时代是多和少的问题，在铁托时代则是有与无的问题（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比苏联集团国家还要开明些）。所以，把米氏看成斯大林式的人物是很不准确的。

　　但从总体上讲，米洛舍维奇与上世纪90年代的许多东欧国家领导人一样，属于推动“剧变”的人物。说他“坚定地忠诚于南共”简直是笑话。今天在其祖国，米氏的支持者会称赞他忠于塞尔维亚，但要说他忠于南斯拉夫（指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而非“前南”解体后的小“南联盟”），那就如同说叶利钦忠于前苏联一样滑稽。而把他描绘成“拒不归顺的布尔什维克”，大概只是一些人闭目塞听之下的遐想。

　　“铁托传统”

　　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对立

　　按欧洲的普遍标准，米氏可以算是专制者，但他并不是因此被关押在海牙的。他被指控制造了“种族清洗”和种族屠杀，而另一些人则赞扬他是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可见无论褒贬，其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是人们评论的主要对象。

　　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光谱。在当代中国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或许使人产生“左”的联想。但在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由于“剧变”前的体制基本是“二战”后苏联军事占领状态下从俄国人那里移植的，因此那里的民族主义一般都具有反苏联霸权、反苏式体制的诉求，通常都属于“右派”，是推动“剧变”的力量之一。

　　南斯拉夫的情况稍有不同。虽然南共也曾是“共产国际支部”，但后来被斯大林从自己的阵营中革除。“二战”时苏军也曾入南，铁托时代说南共完全是自己打天下，未免言过其实，但比起完全由苏军“解放”的一些东欧国家，南共还是有自己的“本钱”。在战后初期的东欧，铁托原来是移植苏式体制的最积极者，但与斯大林闹翻后，他逐步摸索出独特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在与苏联抗衡时，铁托是高举独立、主权这类民族主义大旗的。

　　问题在于，铁托的民族主义是“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而不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这两者不仅有区别，而且在铁托时代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立的。虽然作为“老大民族”，塞尔维亚在前南斯拉夫的地位与俄罗斯在前苏联的地位有点类似，两个联邦也曾长期由非“老大”出身的领袖（克罗地亚人铁托与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当家。但不同的是，塞尔维亚族（占解体前南总人口三分之一强）不像俄罗斯族（占前苏联人口一半多）那样在联邦中占有人口优势和经济文化优势。前苏联继承的是俄罗斯历史上长期扩张形成的沙皇帝国，塞尔维亚民族虽然勇敢好战，毕竟太过弱小，它的地位多是靠国际政治下的列强博弈来确定。19世纪塞尔维亚的立国，是列强瓜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柏林会议确定的，以塞尔维亚王室为首的多民族南斯拉夫国家又是凡尔赛会议所造就——这次会议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瓜分战败的奥匈帝国。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形成的南斯拉夫内部的塞族霸权，其基础更为脆弱，更易为其他民族所不服。

　　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传统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传统在历史上的冲突，远比苏联共产主义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冲突严重。

　　在苏俄历史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传统以及革命者中比重很大的犹太成分，也曾经与俄罗斯民族主义产生矛盾，“一战”时期列宁主张的“使本国政府战败”当时更被其政敌斥为俄奸，但布尔什维克夺权后很快转向“革命护国主义”，苏俄事业的主体基本上还是俄罗斯人，东正教的“第三罗马”传统与“第三国际”意识形态也有更多的同构性，于是早期犹太革命家群体在苏联前期很快就被清洗，“二战”前后俄罗斯民族主义或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已融入苏共的意识形态主旋律。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在支持大俄罗斯思想和镇压非俄民族主义、包括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方面比俄罗斯人还极端。苏联末期推动变革的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非俄罗斯各族的民族主义，基本上看不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作用，像日里诺夫斯基那样的俄罗斯非共民族主义也成不了大气候。

　　南斯拉夫则大不一样。战前塞尔维亚人与以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主要是阿尔巴尼亚人）为主的其他民族矛盾极其尖锐，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南共则是坚决反民族主义、尤其是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其领袖铁托在“一战”时作为奥属克罗地亚人还曾加入奥匈帝国军队对塞尔维亚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发生极端惨烈的民族仇杀，当时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组织“乌斯塔沙”亲德，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组织“第二普里兹伦同盟”亲意，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代表则是“切特尼克”（塞语“义勇军”），它支持流亡英国的战前南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王室，属于反法西斯盟国阵营，但它与克族、阿族和南共武装都誓不两立，结下血仇。而南共战士虽以塞尔维亚（当时南各族中传统上最反德的民族）人居多，其最高领导层却绝大部分是非塞族的国际主义共产党人，包括铁托、卡德尔(斯洛文尼亚人)、德热拉斯(黑山人)、兰科维奇(塞尔维亚人)与巴卡里奇(克罗地亚人)等，其中只有兰科维奇一人是塞族。在战争期间南共武装虽然与上述所有各族民族主义组织都敌对，但亲德意的克族阿族组织随德意垮台而自然解决，与切特尼克的冲突却因在反法西斯阵营中争夺“正统”而持续最久、流血最多，最后以切特尼克首领米哈伊洛维奇1946年被南共政权处决而告终。

　　可想而知，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战后南共政权根本不同于由传统塞尔维亚王室统治的南斯拉夫王国。战后南斯拉夫联邦没有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保留非共反法西斯政党并实行多党合作统一战线，而是立即实行南共的一党制，主要原因就是为彻底消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当时其他民族的主要组织都因亲德意而已经消失。后来铁托与斯大林闹翻，南苏矛盾一直大于南与西方的矛盾，“情报局分子”成为那时首要的“内奸”，传统上亲俄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因此也更受猜忌。

　　因此，铁托时代南斯拉夫虽然既打击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打击其他各族的民族主义，但总的来讲是重在前者。战后南共五人领导核心中，后来倒台的恰恰是来自塞尔维亚与黑山的两位。其中黑山人德热拉斯是因为“自由化”，而塞尔维亚人兰科维奇正是因为塞族民族主义。尤其是1966年起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据说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

　　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有利于抑制塞族强权的(或用塞民族主义者的话说是“压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立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除去这两省之后的“塞尔维亚本部”，就已经退回到1878年柏林会议确定的塞国独立时版图内了。

　　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一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5.4％。人们不能设想苏联会设立俄罗斯族以外的“苏联族”，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当时马其顿人与波斯尼亚人都算塞尔维亚人）占绝对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降为36.3％。

　　铁托时代的这些做法，对于压抑战前南斯拉夫严重的塞族强权、维护民族平等和联邦稳定起了作用，但是在一些民族情绪强烈的塞尔维亚人中却积累了很大不满。1980年铁托去世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出现反弹。1981年5月，塞政府在清洗科索沃党政领导层时开始大反“联邦主义”，攻击阿族人自以为是、联邦成员不把塞尔维亚放在眼里。显然，一些塞尔维亚人对非塞族拿联邦大旗作虎皮来“压”塞族积怨已久。米洛舍维奇就是这些人的代表。

　　米洛舍维奇与斯坦鲍利奇

　　出生于1941年的米洛舍维奇的父母，都是铁托时代的牺牲品——他的父亲斯维托查·米洛舍维奇是一位东正教神职人员，1945年南共在贝尔格莱德掌权不久，他便离开自己在首都郊区的家庭而独自隐居到黑山，1962年在那里自杀身亡；米氏的母亲是小学教师、共产党人，于1974年也自杀而亡。没有资料解释她自杀的原因，但该年正是南共清洗塞尔维亚干部的潮头。一些塞族人说是铁托的政策使他们家破人亡，米洛舍维奇自己倒没这样说，但他多次提到，家庭的不幸对他的人生道路有着重大影响。

　　虽然如此，父母的不幸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从铁托时代开始从政。在讲究人事背景的政治格局中，米洛舍维奇本来并没有“出身”优势，但他的妻子米拉·马尔科维奇却出身名门并与党内高层很熟。通过她的介绍，米洛舍维奇得到了伊万·斯坦鲍利奇的赏识。

　　斯坦鲍利奇只比米洛舍维奇长5岁，但政治上绝对是米洛舍维奇的教父。他的叔父皮塔·斯坦鲍利奇是铁托的老战友、战时任塞尔维亚人民解放军司令员，铁托死后曾继任南联邦主席团主席，属于最有权势者之列。小斯坦鲍利奇作为“太子党”也是“铁托身边的人”。但他与当时许多塞尔维亚干部一样，对铁托过分约束塞尔维亚的政策颇有意见，因此与米洛舍维奇一见如故，引为知己。

　　此后20多年间，米洛舍维奇一直追随斯坦鲍利奇。米氏每次升迁，几乎都有斯坦鲍利奇力排众议的引荐，而斯坦鲍利奇则多次把自己升迁后留下的位置交由米洛舍维奇接任。斯坦鲍利奇担任察尔石油化工公司党委书记，他把米洛舍维奇召到该公司。斯坦鲍利奇升任塞尔维亚共和国计划与经济委员会主席时，米洛舍维奇便接掌察尔公司。斯坦鲍利奇调任南斯拉夫最大的国家银行任行长时，米洛舍维奇再次来到他身边。斯坦鲍利奇当了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便推荐米洛舍维奇当贝尔格莱德银行联合会主席。1984年斯坦鲍利奇再升塞尔维亚共盟中央主席，他又荐举米洛舍维奇接替首都市委书记的位置。1986年5月，斯坦鲍利奇改任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即共和国总统）——他一生最后一个高位时，又把塞尔维亚共盟主席的交椅交给了米洛舍维奇。最后，他的塞尔维亚总统位置也由米洛舍维奇接任了。——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不再是他引荐米洛舍维奇，而是米洛舍维奇借助街头的“大民主”把他赶下了台。

　　事实上，尽管米洛舍维奇富有演说才能与政治魅力，但因作风粗暴得罪了不少人，更由于他在民族问题上越来越出格的言论屡屡使铁托传统制度机器大惊失色，因此他的最后几次体制内的升迁，阻力非常大。尤其是1986年米洛舍维奇当选塞尔维亚共盟主席的大会上，米氏开始时曾遭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是斯坦鲍利奇以前任主席的身份“连续三天作了筋疲力尽的说服工作”，才使米洛舍维奇在这次据说是“塞尔维亚共产党历史上最紧绷的选举”中以微弱多数勉强过关。

　　然而，这是米洛舍维奇最后一次求助于斯坦鲍利奇了。仅仅两年后，斯坦鲍利奇就领教了米洛舍维奇“用‘内情外泄’、发动场外示威的手法在许多高层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的厉害。他与“挑选接班人”游戏的许多失败者一样，尝到了“猫儿对虎把道教，虎儿得道反咬猫”的苦果。

　　原来，作为塞尔维亚领导人，斯坦鲍利奇虽然对铁托时代“自治省”权利过大有所不满，但作为米氏后来抨击的铁托时代“机关权势分子中的遗老”，他基本上还是希望在铁托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不打算搞他斥之为“再版的切特尼克政策”的大塞尔维亚极端主义。在实际政策上，早在铁托去世不久的1982年，他就提出要保护科索沃塞族与黑山族居民的合法权利，并表示不害怕为此被对手扣上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帽子。此后他又在1986年南共联盟十三大上率先提出修宪建议，按照他的想法，“科索沃自治权过大”的问题可以在协商的基础上先在塞尔维亚议会形成决议，提请联邦议会修改宪法的有关条款，即通过合乎法理的渐进改革方式来解决。但他反对抛开联邦由塞尔维亚擅自取消科索沃自治，尤其反对把当时正在兴起的民主化潮流引向极端民族主义的群众性歇斯底里，以免导致铁托遗产的彻底丧失。

　　而米洛舍维奇想的却是借助塞族人对铁托民族政策的不满发动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不但彻底压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和（伏伊伏丁纳的）匈牙利人，还可以顺势把共和国高层那些“因循守旧的老官僚”和“软弱的机关权势分子”一锅端了，来个政治大换血，进而发动塞族“改造”联邦，清除“袒护”非塞族的领导层，从而使塞尔维亚人对下可以摆平科索沃，对上可以控制联邦，在全南斯拉夫“当家作主”。凭借如此功劳，他也可以赢得塞族人的喝彩，从而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化潮流中顶住自由派的压力而占据主动。

　　?邗上接46版

　　这种实质上是颠覆铁托体制的大塞尔维亚主义“革命”，当然是斯坦鲍利奇无法容忍的。这对20多年师徒与朋友的反目成仇，最终不可避免。

　　1987年冬，科索沃再次发生塞阿两族冲突，斯坦鲍利奇向联邦建议让米洛舍维奇前去做安抚和调停工作。没想到米洛舍维奇到了科索沃，却在塞族大会上发表了震惊全国的“科索沃波列演说”。他批评过去联邦压制塞族偏袒阿族，并表示将发动全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来声援科索沃塞族的反自治斗争，“塞尔维亚人再也不会被别人打败，他们将打败别人！”

　　米洛舍维奇的作为使许多高层人士怒不可遏。于是在塞尔维亚共盟八中全会上，以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德拉吉萨·帕夫洛维奇为代表的不少人指责米洛舍维奇“轻率许诺激进的解决办法”。米洛舍维奇则骂帕夫洛维奇软弱，要求撤帕的职。斯坦鲍利奇这时破天荒地第一次没有支持米洛舍维奇，而是对两人进行调解。但自认为羽翼已丰的米洛舍维奇这次不依不饶，在连续30个小时的会议上没有占到便宜后，竟然让人在电视台上广播了会议发生分歧的消息，号召塞尔维亚人起来抗议把他们的利益“出卖给阿尔巴尼亚人”的官僚们。结果在示威群众包围下，会议被迫罢免了帕夫洛维奇，几天后斯坦鲍利奇也被迫辞职。

　　这场近似政变的“逼宫”闹剧后，斯坦鲍利奇与米洛舍维奇的关系彻底破裂。眼看米洛舍维奇的政策把国家拖入深渊，斯坦鲍利奇逐渐由沉默变为米氏的坚决反对派。十多年前声称不怕被对手说成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他，现在公开宣布自己是“反民族主义者”。他在贝尔格莱德组织反战团体，谴责塞族武装的暴行。更为轰动的是在波黑战争期间，斯坦鲍利奇不顾风险，出现在塞族武装包围与轰击中的危城萨拉热窝，对波斯尼亚人民表示声援。他被暗杀后，著名学者康斯坦丁诺维奇著文悼念：“感谢这位塞尔维亚贤人，伊万的血与斯雷布雷尼察（按：惨遭塞军屠城的波黑城市）儿童的血流在了一起，与武科瓦尔和萨拉热窝被狙击手打死的孩子们的血流在了一起，伊万在这些孩子们中，伊万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都是民族的孩子！”

　　1995年，斯坦鲍利奇曾出版《走向绝境》一书，他不但严厉抨击米洛舍维奇的几乎一切的作为，也谴责米氏的反对派阵营中那些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斯坦鲍利奇说他的使命是要告诉塞尔维亚人民：“在米洛舍维奇之前，有一个完全别样的塞尔维亚”，那就是铁托的南斯拉夫联邦中和平和繁荣的塞尔维亚。这些话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对米洛舍维奇断送“铁托遗产”的痛惜。但他也谈到：正是因为旧体制缺少合理的政治结构，才使铁托的一些错误无法纠正；人治式的推荐干部（例如他自己对米洛舍维奇的推荐）之弊，导致不负责任的野心家上台；正常的代议制和宪政程序欠缺，使得公众在被迫沉默和被利用的歇斯底里之间陷入怪圈。

　　2000年大选前，对米洛舍维奇和“那些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都极为不满的斯坦鲍利奇一度计划出山参选。他胜出的机会虽不大，但作为左派候选人会有效地分掉一部分社会党的选票，对米洛舍维奇很不利。于是就在后来导致米洛舍维奇下台的这次大选前一个月，斯坦鲍利奇神秘失踪。有人看到他被“红色贝雷帽”绑架。3年后他的遗体被发现，绑架、杀害他的秘密警察供出米洛舍维奇夫妇。这时米洛舍维奇已经下台并被海牙国际刑庭关押，塞尔维亚法院遂传讯米氏夫人米拉·马尔科维奇，后者逃亡莫斯科至今，以至无法参加此次在塞尔维亚举行的米氏葬礼。在中国，一些同情米氏的网民对此十分不平。

　　米拉·马尔科维奇不能参加丈夫的葬礼，当然很不幸，不过塞尔维亚舆论更多的却是另一种批评，即塞尔维亚现当局实际上无心追究此案，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传统制度中司空见惯的内部残杀，他们关心的只是米氏对非共人士的暗杀。如此看来，斯坦鲍利奇才真是冤透了。

　　斯坦鲍利奇与米洛舍维奇这两位由友而仇的“冤家”，在前南解体后的政治风雨中都以悲剧告别了人生。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相会时，将如何了结那些恩怨呢？

(责任编辑：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