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半年多以来，我们的业务记录表每天都在更新，正在操作的项目达数十个。”4月6日，美迈斯律师事务所北京合伙人赵宏绚在纽约接受电话采访时“颇为乐观”。

　　显然，他的乐观有其深刻背景——2005年7月，本土企业海外红筹上市开闸放行，大量跨境法律咨询项目应运而生，一大批外资律师所的中国合伙人成为中国企业的“宠儿”。

　　赵宏绚认为，外资律师事务所与中国本土企业的磨合日益加剧的同时，也在进行新一轮资源整合，“尤其是跨国业务强劲的本土企业，各自结盟了一批外资律师事务所。”

　　早几年，外资律师事务所搜索出各种途径与中国市场“套近乎”。一位外资律师所负责人告诉记者：几乎每家外资律师所都藏有一本“中国行政体系地图”的小册子，以便于与相关政府部门疏通关系。

　　随着中国军团的势力范围在国际资本市场日渐壮大，本土企业与外资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磨合开始进入一个新高潮。

　　“由于本土法律市场的保护，外资律师所都希望缩短磨合期。”高盛高华中国区总经理朱伟称。

　　服务“新脸谱”

　　据统计，司法部自1992年批准首批外资律师所进入中国以来，至今已批准近200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和近70家香港律师事务所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多个城市设立办事处，提供境外和国际商事法律服务。

　　在分析外资律师所的整合方式时，业界人士认为，“以项目为中心”成为绝大多数外资律师所的首选，只有少数外资所选择了更高的战略行为——即与中国的法律信用环境共同成长。

　　“具体说，就是根据律师所自身的优势，推动中国企业的整体法律信用体系完善。”赵宏绚告诉记者，作为配套服务，他的新书《伦敦金融城》将于2006年8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同时他提到，2005年12月美迈斯律师事务所刚在伦敦金融城主办“中国——成功投资和成功退出”讨论会。会议对于如何成功地投资中国市场，从以下10个方面进行了激烈讨论：(1)法律架构；(2)政府政策；(3)外汇转换；(4)税收处理；(5)知识产权保护；(6)商业伙伴；(7)隐形威胁；(8)本土文化；(9)本土团队建设；(10)金融问题。

　　对于如何成功地回收投资并享受利润，会议也进行了激烈争辩，具体归纳为以下问题：(1)企业运营模式；(2)在何处上市（香港、纽约还是伦敦）；(3)在哪个交易所上市（香港联交所、纽约证交所、纳斯达克、伦敦证交所还是AIM）；(4)并购方式；(5)中国国内资本市场操作。

　　赵宏绚认为，类似的研讨会涉及了深层次的问题，对于加强外资与国内资本市场的对接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更多的外资律师所以项目为中心开展赢利业务时，部分外资律师所的中国合伙人却担当起了“义务宣传员”与“法律监督员”的双重角色。在他们的巡视活动中，不仅涉猎各类中国企业，同时也在加强与海内外市场的对接与沟通。

　　少数律所“出局”

　　然而，在新一轮行业整合中，已经有外资律师事务所被迫出局。

　　赵宏绚特别提到，今年3月1日，富而德律师事务所（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大中华业务主管迈克尔·莫石加盟美迈斯，将与赵宏绚律师共同主管美迈斯在北京、香港的业务。

　　莫石同时兼任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管理委员会副主席，也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

　　作为1972年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家外资律师所，2005年8月，美国高特律师事务所宣布解散，其北京合伙人陶景洲卸下了14年的重任，转投欧华律师所，成为欧华律师所的中国合伙人。

　　据悉，欧华律师所是由英国和美国3家律师所合并而成，在英国本土有1500名律师，2002年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目前，该所正在申请设立北京办事处。

　　早在2003年1月，国际性律师事务所Dewey Ballantine关闭了香港分所；擅长美国证券与投行业务的纽约律师事务所Cravath Swaine & Moore于2003年3月撤销香港分所；侧重于美国证券市场业务和跨国并购的华尔街“白鞋”律师事务所盛信（Simpson Thacher & Bartlett）、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也结束了在新加坡的业务。

　　中国正在履行入世承诺，逐步取消只能在京沪穗等19个试点城市设外资律师行代表处的限制，也取消了一个外资律师行只能在中国设立一家代表处的限制等。

　　然而，由于中国律师业务发展尚不完善，中外法律制度和体系差别太大，外资律师想在内地享有与本土同业同样的待遇，相信短期内仍有困难。

　　据悉，中国近期将逐步采取措施取消或放宽各类限制，从而为外资律师所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从而缩短“磨合期”。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