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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炒国企团……诸如此类的商业符号已经成了浙江商人的代名词。
有舆论说，这些符号反映了浙江民间资本对全国资源的掠夺和剥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和扰乱。
面对几乎一边倒的舆论压力，浙江商人说，这些符号是舆论强加给浙江民资的恶名，我们决不接受；浙江省地方政府也不再沉默，省委书记习近平更是公开表态为浙江民资正名。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阮加文
特约记者 傅白水 /杭州报道
2005年以来，在对中国改革的有关争论与质疑声中，走在改革最前沿的浙江民间资本成为质疑者和批评者的主要靶心之一；
曾经作为改革标志性成果的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尤其四处逐利的民间资本受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与压力；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炒车牌团、炒产权团……对温州为代表的浙江民资的道德苛责与学术指责不绝于耳；
更有甚者，有舆论认为，浙江的民间资本在国内各地攻城掠地是一种对全国资源和人力的掠夺和剥削，加剧了社会经济与贫富差距等等。面对质疑，浙江的反击不仅来自民间和理论界，浙江省地方政府的公开定调更值得关注。
最新传言：温州人又在“炒国企”了
农历狗年的春天依然温暖，一向对市场有着敏锐嗅觉和反应迅速的浙江商人，却在春日中感到了丝丝寒意。
2月底，60多家浙江民营企业受邀奔赴北京，参与北京国有企业改制的合作洽谈。其中包括被称为“炒房团”升级版的温州两大财团中瑞财团和中驰财团。令他们意外的是，合作双方在经过精疲力竭的讨价还价之后几乎不欢而散。面对着北京国企一大批谨小慎微的领导人，这群雄心勃勃的浙江老板对国企改制的热切期待已荡然无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空手而归。
“这本是一宗平常的生意，成交还是不成交，本都是意料之中、情理之中的结果。但外界的传言却把这宗普通交易变成了温州乃至浙江的民间资本在‘炒国企’。”浙江经贸委先进制造业基地办公室主任凌云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据浙江经贸委介绍，北京国企邀请浙江民营资本参与改制，主要目的是为了引进浙商的资金、管理技巧和市场经验；而浙商看重的是北京国企的投资潜力。
合作洽谈失败的原因在于双方的发展思路不同，经营理念不同。北京国企的领导人往往要求在合作组建公司后能够控股，而浙江的民营企业主认为，如果自己不能主导企业的经营，就无法用先进的理念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谋求高效的长远发展机制。
在凌云看来，浙江省内任何级别的政府官员对此都没有大惊小怪。“实力雄厚的浙江民间资本并不一定就是北京某些困难国企的救命稻草，北京国企也不一定非要浙商的参与才能欣欣向荣。”
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资本跨区域流动是双赢举动”
“炒国企”的说法和概念，其实缘自媒体对温州民间资本四处逐利行为一贯的夸大和定位。
“温州炒某团”已经成为媒体频频使用的一种固有称谓。如2004年初“温州炒煤团”出现在媒体上，更早的时候是“温州炒房团”。
随着浙江民间资本的投资动向不断见诸报端，人们似乎开始看到一幅幅“壮观景象”：浩浩荡荡的“炒房团”开进全国大中城市并引起当地房价飚升；摩肩接踵的“炒煤团”袭入山西并引来媒体的诘问；一个又一个的“炒车牌团”遭遇地方政府的拒绝……
于是，浙江民间资本在房地产市场兴风作浪、以牺牲资源为代价换取“黑金”等各种质疑和批判声便不绝于耳。
面对众多的质疑甚至是指责，浙江的反击不仅仅限于舆论和理论界，本地政府也不再保持沉默，在全国率先为民间资本高调辩护。
凌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好几个场合都高度肯定了浙江民营企业对浙江经济和全国经济所作的巨大贡献。”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浙商的投资遍及国内，自“九五”以来，总投资已经超过7千亿元；截至2005年8月底，在海外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也已达到6亿8千多万元，全省在境外投资的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习近平称：“资本跨区域流动其实是一种能够实现双赢的举动。广大浙商在‘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中，不仅为国家统筹区域发展以及所在地经济作出了贡献，而且延伸了浙江的产业链，推动了浙江产业的梯度转移，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早在去年2月份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业界称为“非公有制经济36条”）之前，浙江省的各级政府部门就在力所能及的权限范围内，出台过一系列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减少民营资本进入限制的种种政策规定。这种基于市场规律的政策鼓励为浙江民营资本形成强大的投资势头打下了基础。
在“非公有制经济36条”颁布不到两个月时间，浙江省政府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允许非公有经济进入任何中国的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还可以进入以前被国有经济垄断的电力、铁路、民航、石油以及金融等领域，并且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各类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实施意见的出台，使浙江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在政策和法律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12 3 4 5
(责任编辑：孙可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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