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杨澜在胡润“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位居榜眼，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喝彩，却引发了不少几近无知和无聊的质疑。无知的质疑，集中在所谓“真金白银”；无聊的质疑，则走得更远，除了不厚道地追问“杨澜夫妇资产到底有多少”，更有甚者，竟无端地扯出所谓“做一个女人难，做一个名女人更难。杨澜不被大家盯着，才不正常”等与慈善捐赠毫无关联的话题。

　　诸如此类的“小人之心”，不仅对杨澜等慈善捐赠者极不公平，也无助于中国良好的慈善生态环境的建设。

　　毋庸讳言，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有数据表明，国内每年的慈善捐款额度在全国GDP总量所占比例不到万分之二，而发达国家一般要占到百分之二左右。我国慈善捐赠的数量和质量还不尽人意，慈善所承载的意义尚未成为社会的共识，无论从哪一方面讲，慈善还需要进一步彰显。胡润慈善榜，实际上是“旗帜鲜明地扬善”，即使慈善榜客观上会产生一种“催款单”效应，催促那些在富豪榜上位居前列、在慈善榜上没有出现的富人尽快向善，但慈善榜发布的初衷，应该是张扬新财富精神，打造和谐社会、爱心中国；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舆论，有责任对慈善捐赠善举进行策应和喝彩，而不是鼓动社会对富人进行“道德逼迫”和“伦理勒索”。

　　遗憾的是，杨澜遭遇的，正是这样的“道德逼迫”和“伦理勒索”。所谓“真金白银”的质疑，集中反映了一些人对慈善捐赠知识的准备不足，比尔·盖茨的310亿美元捐赠，其中就包括现金和权益两种形式，胡润也再三表示这是国际通行的慈善统计惯例，为什么到了杨澜这里，就非要质疑一下是否是“真金白银”？有人在网上甚至振振有词地说：“按照中国传统慈善理念，捐款就是真金白银地拿出来，就如《乔家大院》的乔致庸，在‘闹荒’的时候，在自家门前支上几口大锅，花上大把银子，赈济灾民。你杨澜捐出来的‘权益’，老百姓看不见，摸不着，当然要满腹疑问了。”面对这样的观点，善良的人们只能苦笑，持这种观点的先生，有朝一日若发了的话，恐怕不会接受任何银行卡、股票、基金，只会吵着会计出纳一定要给大把的现金、哪怕用麻袋背也行，否则不是“真金白银”心里总觉得有点“闹慌”。这只能说明少数人在财富观念方面积淀的“小农意识”太深，一时难以挥去。况且，慈善事业在中国尚不成熟，需要借鉴国际先进技术进行操作，海外的慈善基金会设立专门的投资委员会，进行专业投资管理，以期获得更高、更安全的资本回报，这是基金会保值、增值的通行办法。为什么到了杨澜的基金会这里，就非要质疑一番呢？

　　对杨澜慈善捐赠的无端质疑，恰恰表明，我们整个社会应该加强慈善方面的教育，营造慈善环境，降低慈善风险。我们无法回避的是，在中国做慈善，还是有相当的风险，这样的风险，不仅仅在于慈善款项监管乏力、让人不放心，而且在于包括某些媒体在内的社会舆论，对财富的认识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对慈善知识准备不足，对乐善好施之人吹毛求疵，让人心寒。在一个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仇富心态亦不乏的时代，一些人常常把中国慈善事业不太发达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富人不愿意乐善好施，而无视这样一个客观现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慈善事业，是靠屈指可数的富豪来支撑的，以美国为例，慈善机构获得捐款的85%来自普通民众，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在我国，中华慈善总会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现在谈论慈善，我们把眼光仅仅盯住富人，本身就有偏颇，我们不妨拷问自己：慈善事业，我们普通人能做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慈善，从来都不止体现于数字的多寡，更是爱心的权重所值。正如杨澜夫妇所说：“我们想说的就是，无论你是捐了1个亿还是1万元，捐1亿元的不一定道德更高尚，或者说对社会的爱心更多一点。人和人能力不同，最重要的是参与。”在余彭年、杨澜、黄如论等有识之士引领慈善的旗帜、彰显爱心之际，我们不去做力所能及的策应和喝彩，却热衷于做一些哗众取宠的质疑，这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又是什么呢？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