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死亡以艾滋的形式逼近时，它是人类不期而至的造访者，它在同性恋和吸毒者的身体中肆虐，摧毁生命规律的坚强堡垒，漠视生命的存在。

　　——摘自1988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艾滋病在中心地带》

　　■本刊记者 江华

　　实习记者 朱宝 发自广州

　　和弱势群体打交道

　　在广州这几天，她口干舌燥不停地说着，艰难地选择措辞，表达她对中国文化、现实和新闻的理解。

　　杰奎琳·巴那金斯基，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以她对艾滋病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报道，在美国新闻界享有盛誉。

　　2001年9月11日清晨，美国纽约的爆炸声刚刚停息，一具具尸体从废墟里抬出。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教授杰奎琳在给她的学生上一堂特色新闻写作课——学生和她以及编辑、记者们一起讨论如何报道“9·11”恐怖袭击事件。对灾难的敏感和关注，一直贯穿她的记者生涯。

　　这是个充满激情的职业记者。1988年，她因《艾滋病在中心地带》获得普利策奖，从而一举成名。

　　然而做一名记者，却并不是她的初衷。

　　“我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建筑师，但那个时代的美国，教师和护士是女性最正常的职业选择，工程、建筑这样的理工科，通常只有男同学感兴趣，‘女性建筑师’，还没有这样的说法。”

　　建筑师的梦想泡汤了。杰奎琳所在的学校与当地一家报社合作开设了特色新闻写作课，她报名参加了。从那时起，她就喜欢上了新闻。

　　杰奎琳很享受采访、交流、沟通的过程，她认为在这个过程里，自己分享了别人的人生，但她最害怕写作。

　　“最头疼的是写稿。”刚出道时杰奎琳最怕的事情是坐到电脑前。“我总是怀疑那些被我敲到屏幕上的文字。”杰奎琳和她写下的每一个字较真：它们说的是真的吗？

　　“我常常哭着打电话给我的男朋友。上帝啊，真是恶梦，我写不下去，太悲惨了，我讨厌这个。”

　　但杰奎琳还是一次次完成了她的报道。对杰奎琳来说，写作就像马拉松赛跑，除非放弃比赛，否则无论如何要跑下去。经过几年磨练，杰奎琳的写作技巧有了质的飞越，她后来的许多报道成为大学新闻写作的范例。

　　“我试图客观地告诉人们事实，但在写作时，又考虑对报道对象要有人文关怀，考虑读者可能的反馈。写作真是件艰难的事。”

　　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那篇报道，仅导语，她就重写了100多回。

　　“你们要保证一定不能搞丢了。”当记者准备复印她保存了近20年的报纸原件时，她一再嘱咐说。

　　在杰奎琳的记者生涯中，绝大多数时候是和弱势群体打交道，她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收获，是有了一颗悲悯心。

　　一个被强奸过两次的女孩，向外界公布了她的姓名、照片。女孩的勇气让杰奎琳折服。杰奎琳找到她，“只是想知道自己能为这个女孩做点什么。”她和失业工人一起喝酒；在非洲倾听黑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担忧；深入土耳其的伊拉克难民营，感受战争的冷酷，她用她的笔记录下了这些被掩藏着的社会变迁与人物命运。

　　“所有故事都是新闻，这是我的新闻哲学。”她的另一个新闻哲学是：这可能只是你的一篇报道，但对于你的采访对象而言，却是整个世界。

　　寻找身边的故事

　　杰奎琳以“汉森的坟前种了一株牵牛花，它的根坚韧地扎在了泥土里”这句话结束了《艾滋病在中心地带》。这篇报道讲述了一对同性恋艾滋病患者的爱情及他们与艾滋病顽强斗争的故事。

　　“一开始我也害怕，回到办公室就去洗手！” 在医院里，当汉森洗澡时给她递来一条毛巾时，她伸出的手里有不易察觉的惊慌。

　　她回忆起20年前美国艾滋病迅速蔓延的社会现实，这和中国目前的艾滋病传播现状相似。她的不安和担忧写在脸上。

　　这篇报道历时16个月，杰奎琳和两位艾滋病患者面对面聊天、吃土豆饼、握手、亲吻额头。杰奎琳传递出的理解和信任感动了他们。

　　“汉森喜欢掉眼泪。艾滋病和同恋性是要遭遇双重歧视的。”

　　由于在电视媒体上曝了光，汉森给他的家人们带来了巨大压力，采访汉森的家人成了摆在杰奎琳面前的一道难题。“我努力向他们证明其实我不是一个记者，我是汉森的朋友，一个很好的朋友而已。”

　　杰奎琳的真诚和不懈的努力打动了他们。这部分内容在整个报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三四天前，汉宁森（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去世了。这个奖应该颁给他们，是他们的勇气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在普利策颁奖台上，杰奎琳抑制不住泪水，讲述了这两个平凡的艾滋病同性恋者的动人故事——16个月来汉森和汉宁森在和疾病、成见、家庭及死亡斗争中的点点滴滴。杰奎琳最后说：“这样的故事可能就发生在你的左边或者右边。”

　　“这篇报道是个偶然，是在合适的地方、合适的时间碰上了一个合适的故事。”

　　杰奎琳采访过伊拉克战争，报道过非洲难民。1987年1月，奎杰琳在《西雅图时报》做记者，她的视角是难民、同性恋、贫困社区、少数族群和吸毒者。

　　令杰奎琳感到欣慰的，是美国艾滋病人的生活境况得到了改善，“在美国这已不是一个大问题，美国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视线已经转向其他国家。现在谈起艾滋病，美国记者最先想到的不是本土，而是亚洲和非洲。”

　　但在美国，艾滋病的传播也出现了新情况，比如患者低龄化，“年轻一代知道AIDS的风险，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

　　喜欢在一线采访

　　杰奎琳现在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一名教授，同时在两家著名报社兼职。

　　杰奎琳说自己的每一天都是杂乱的，“一礼拜至少飞两三趟”。但一个月至少有3天时间，她要陪在妈妈身边，这个年近50的职业新闻人，频繁穿梭在美国上空，完成自己的角色转换。

　　一次，编辑把杰奎琳写的报道用火点着了，丢进垃圾箱里，对杰奎琳说：“你比垃圾好，重新再写。”杰奎琳对这些小故事记忆犹新。

　　做记者时，杰奎琳与编辑有着良好的沟通。有位编辑在写给她的邮件里说：“没有记者，就没有我们的存在，我们像乞丐。”转做编辑后，杰奎琳把写有这句话的小纸条放在自己办公桌最显眼的位置上。

　　因报社人事变动，杰奎琳还没有来得及细想就从记者走上了编辑岗位，她很不情愿地成了编辑。

　　“一夜之间，我要崩溃了。做记者时我知道自己在采访，在报道，做了编辑后，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整天呆在编辑室。”

　　对杰奎琳来说，开始做编辑的那3个月简直是灾难，直到她终于理清记者、版面编辑与内容编辑之间的关系，才开始适应。

　　“每位记者都有他们独特的需求需要我来满足，我渐渐了解了他们的写作思路，因人而异地进行我的编辑工作。”

　　杰奎琳的视野发生了变化。“做记者时，新闻源、报道角度和读者是我考虑的因素。做编辑后，我要尽量从记者的角度去理解报道，同时又要考虑编辑部的立场。技巧就是做好协调工作，用不同的方式和他们交流。”

　　但杰奎琳还是喜欢去一线采访。

　　“传统媒介10年前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随着网络和博客的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杰奎琳认为，“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10年前报道伊拉克战争，采访一天，写稿一天，再后方编辑一天，至少要3天才能见报，而现在，战争的即时报道随处可见。”这使得“做一名好记者难多了”。

　　来中国3次后，杰奎琳对中国发生了浓厚兴趣。

　　杰奎琳说，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途径主要是媒体。在这位美国记者的印象里，中国是个超级大国。“美国专家都在研究中国强劲的经济发展动力。其实不必担心中国的核武器问题，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