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大学毕业生找工难的消息反复见于报端。最近《潇湘晨报》与红网联合针对2006年普通高校应届本、专科生的调查显示，已签约的学生中，签约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了13.1%，1000-1500元的占了34%。这个数字表明，毕业生就业难已经呈现出两个向下的趋势，一个是就业率降低，一个是起薪点降低。

　　这样的趋势，即便只是苗头，也已经令人忧虑，因为它与两种正当的期望严重冲突。一种是毕业生个人的期望。人们很容易批评大学生好高骛远，对薪酬的期望不切实际。但我从不认为这样的批评有多少道理。或者说，这种批评是老太太挑柿子，挑软的捏。面对就业困难大家都一筹莫展，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受害者谴责”。就是对最吃亏的也是最弱的一方摆出架势“教育”一番，你不该这样，你不该那样，等等。其实大学不论是精英教育也好，大众教育也好，它总归是改变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增高器”。既然来了，期望高一些，本身并没有什么错。按照“教育如衣”的理论，录取了一个大学生，等于许诺将来给她/他一套好衣服。可是低于1000元月薪的工作，只是相当于一条裤头。谁好意思建议说，赶快接受吧，否则只能裸奔了。

　　这种忧虑终究还是因人而异，不说也罢。但糟糕的是，这种低起薪就业的趋势还带来另一种忧虑，就是与社会政策的正当目标相冲突。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改变“GDP主义”的发展模式。要建立两个指标来满足社会的正当期望，一个是发展要表现为减少贫困，另一个是发展要表现为增加居民收入。然而，如果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中，有接近半数的人只能接受起薪点低于1500元的工作，超过1/10的人低于1000元，极端案例中发现有低于800元的，那么我们要担忧，这里是否正在产生“新贫困”。

　　“新贫困”与“旧贫困”不同。“旧贫困”可以归咎于外部原因，例如边远地区的落后是由于资源不足，环境不好等等。相应地，解决的方法就是经济发展、教育发展等等。在这里，“发展”被看做是本身“清白”的手段，我们用它来消除贫困。而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把贫困理解为一种“剩余现象”：贫困是因为发展过程中暂时力有不逮，还未顾及到。

　　但是“新贫困”的麻烦之处在于，它是随发展而来的。有一个直观的例子，北京一位贫困大学生春节前帮同学排队买火车票，从中赚差价，结果被警察抓住，近2万元的票款全部没收，他必须筹款赔偿同学。撇开他的违法事实不说，他的遭遇具有符号的意义，表明一个贫困者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在新的体制背景下掉入另一种贫困陷阱。现在关于“教育致贫”的很多批评，实际上也在揭示一种新的悖论。为了消除贫困必须接受教育，而接受教育后却不能缓解贫困。

　　现在设想一位从农村贫困家庭出来读书的学生，耗费数万元之后毕业，凭千来元工资在城市里发展。他势必在住房、婚姻以及生活与事业选择的各个方面长期承受压力。比起在农村，可以说已不贫困，可是按照城市的标准，依然贫困。这就是“新贫困”。倘若把教育看做投资，那么，毕业生起薪点日趋降低，表明投资失败。有人因此担心“读书无用论”将卷土重来。我觉得，倒不担心没有人来读大学。担心的是，大批学生照样潮水一样拥进大学里，但从大一开始就在读书有用无用的惶恐中反复自我诘问，并困惑而迷惘地度过或度不过后面那几年。这不是猜想，已经是现实。

　　在我们的语汇中，好像“发展中的问题”就好解决一点，其实不是。“新贫困”既然是随发展而来，发展的政策和发展的标准就需要自我检讨。然而“旧贫困”未除，“新贫困”又生，所有从原来位置上往下掉而无法“崛起”的那些人群与现象，都可以归入“新贫困”范畴。于是社会存在着新旧交叉的“叠加贫困”，大量的社会矛盾从这里产生。所以说，大学毕业生起薪点趋低，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政策面对严峻挑战。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