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 Morgan Stanley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21世纪赢基金）

　　美国参议院似乎正在撤销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7.5%的关税。之前，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和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提出了一项议案，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全面征收27.5%的关税，除非中国依据类似幅度重估人民币币值。这两位参议员最近访问了中国，据媒体报道他们中至少一人已经改变了主意，而关税议案可能延期。这被描述为贸易战转移。

　　这一威胁从不可信。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多数是签订离岸价格合同的原始设备制造商产品。而27.5%的关税会对美国的进口商造成沉重打击，而它们主要是一些著名的美国上市公司，这会导致美国股市崩溃，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参议员查尔斯·葛拉斯理(Charles Grassley)与麦克思·鲍克斯(Max Baucus)正在提出一项不同的议案，该议案将更多地关注货币政策，不对进口货物征收惩罚性关税，该议案将采取其它手段逐渐对中国增加反向压力。

　　在我看来，事实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空间不大，美国企业掌管中国贸易，它们拥有品牌和分销渠道，并获取交易的大部分收益，它们将生产外包给中国是利润最大化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在中国拥有工厂的公司也是外资企业，因此损害中国利益的同时不损害美国利益是不可能的。两国在全球生产链中是息息相关的。

　　认识到两国利益的不可分离性是为缓和当前紧张局势寻求理性解决方法的关键所在。

　　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起源于高额及攀升的美国贸易逆差，部分政客将其归结为中国问题。美国海关数据显示，2005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2020亿美元，占总额的26%。许多美国政客于是将矛头对准这一数据，达成了一个过分简单的结论，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归因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实务。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人民币上，认为提升人民币币值是解决之道。

　　认为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罪魁祸首的这一观点未免幼稚。随着过去十年中全球生产转移到中国，美国企业也更多地从中国的工厂购买材料，但是同时这些中国工厂也正在从世界其它地方进口零件和原材料。因此，中国对美国体现出是高额贸易顺差，而其它国家却产生了高额的贸易逆差。然而，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可能从中受益。2005年，美国与东亚的贸易逆差占其逆差总额的38.6%，和5年前大约保持一致，但比上世纪90年代的62.3%大幅降低。中国的低成本生产尽管增加了中美双边贸易逆差，却减少了美国的总贸易逆差额。

　　美国对人民币采取政策的另一个目的在于，人民币升值会增加中国从美国的采购量，这也是天真的想法。在中国高额的储蓄率背后存在强大的结构性因素，因此人民币升值不可能降低中国的储蓄率。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得以解决的观点存在致命的缺陷。解决办法在于提升美国的储蓄率及降低中国的储蓄率，以上两方面都不能通过调整人民币汇率来实现。

　　提高美国的储蓄率要求美国实行高实际利率与低资产价格。降低中国的储蓄率要求中国提高最低工资、改革教育和医疗财政、抑制房地产泡沫、刺激社会消费，并把政府控制的资产归还于民。

　　中美贸易取得平衡可能需要5年时间。宏观与结构政策已经实施以实现贸易平衡。控制美国的贸易逆差关键在于控制美国家庭的无节制借贷，这种无节制是由高企的资产价格促成的，低实际利率导致美国的资产价格高居不下。

　　美国联邦储备局自2004年中期开始将利率从1%提高到4.75%，这使房地产价格停止上涨。然而高企的资产价格足以促进美国消费，从而使美国贸易逆差维持高水平。美国债券收益率必须大幅上扬以扭转资产价格，这也要求其它中央银行实行紧缩。由于美联储继续采取紧缩以及日本银行的参与，美国国债收益率必须显著提升，最终扭转房价的趋势并随之扭转美国贸易逆差。

　　中国政府意识到投资和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已经完成使命，因为出口基础过高而不能保持以往的增长率。另外，此模式导致收入和财富集中，并威胁到当今社会稳定。中国现正采取政策刺激消费并提高生产效率，中国政府对农村发展的投入可能保持15%的速度增长，最低工资正以两位数上涨。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正转向教育与医疗方面，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中国或许需要5年实现均衡发展，固定投资在GDP中的比重低于40%，出口额低于30%，消费高于60%，而经常项目保持平衡。

　　总而言之，解决中美之间贸易失衡的方法近在眼前，只是尚需时日。(钱琪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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