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市场经济的又一大步

　　2006年3月16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万众楼举行了一场别出新意的“两会”解读会，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Joseph Stiglitz）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十一五’规划：迈向市场经济的又一大步”讲演。

　　“十一五”规划是一个综合性的纲领

　　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辉煌成就。1980年讨论中国转型经济问题时，任何人都没有预计到中国在这30年里会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回想200多年前工业革命时期，西方转型经济年增长速度一般在3.5％－4.5%之间，中国近30年发展速度高得多。

　　总得说来，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旨在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有些人担心将来30年里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会不会不再保持9％的增长速度呢？中国该如何才能继续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呢？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正确地把握它的发展方向显得十分重要。“十一五”规划的第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引导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一个综合性的行动纲领。世界银行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倡综合性的发展战略，一个国家若想取得发展的辉煌成功，它必须要做很多的事情；而且它不能拘泥于一两种政策，必须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和策略来发展自己的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模式很有特色，整个进程都是在政府计划指导下进行的。但是现在政府所制定的发展计划和40年前计划是截然不同的，那个时候的计划特别详细，包括政府该如何做，每个部门该生产多少产品投入多少原料等等，而现在制定的是中国政府指导性规划。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模式是很有特点的，隐含的意思是说经济转型的模式有很多种而不仅仅只有一种，不同的转型模式带来不同特色的市场。当一个国家探讨市场经济甚至考虑选择何种市场经济时，要注意“什么是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因此做选择时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和价值观的特点做出最优的决策。

　　“十一五”规划强调“和谐发展”

　　“十一五”规划反复强调整个社会和谐发展，而不只单单强调GDP的增长。它强调“平衡发展”，比如强调限制城乡差距、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差距以及地区内贫富差距，还强调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不仅仅考虑当代人的需要还考虑后代子孙的利益，这样的发展模式才能使整个国家可持续地发展。

　　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会带来不同的结果，那么是不是存在一个标准可以挑出最优的模式呢？我们将如何去衡量和评价政府的行为或者决策呢？“十一五”规划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不再只注重GDP这一个指标，而是采用了一些更加广泛和合理的衡量指标。第一个原因在于GDP增长率这一个指标并不能反映整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就拿美国来说，在过去五年里GDP一直在增长，增长率是2％、3％和4％等等，但是大多数的美国公民却觉得自己生活水平在下降，不仅仅贫困人口在增加，而且中产阶级家庭实际年收入也下降了1500美元之多，因此美国在最近5年发展，如果只论其GDP它是成功的，但是论及人均收入它是失败的，甚至很多美国人担心美国这个富裕的国家却将要住满穷困的人民。

　　只关注GDP的做法带来的第二个结果就是忽视对环境的保护和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GDP不考虑折旧，如自然资源的耗损和环境的恶化。拿美国来说，收入上升的同时环境越来越好，然而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的GDP上去了，但是环境恶化的问题引起了高度关注。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更好的衡量指标体系要包括环境指标。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是HDI（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它是度量人均收入和社会舒适程度的一个指标。

　　成功的市场经济立足于市场，但成功市场经济运转需要政府支持。讨论的焦点不是市场重要还是政府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达到两者的平衡点的问题。现代经济学理论不仅强调市场的作用而且强调市场的缺陷，经济学说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亚当、斯密思想很精致，但最重要思想就是认为，市场象看不见的手一样调控着经济使之达到有效状态。对经济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阿罗、德布鲁在1950年代中期证明，完全自由放任市场只有在满足某些条件时才是有效的，后来我们主要研究不完全信息造成后果及其对市场意味着什么。研究结果可以概括为：斯密“看不见的手”本该通过个人与厂商利益最大化行动来促进社会福利，但很多时候它看不见其实是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当信息与竞争不完全因而市场不完全时，市场不是（帕累托）最优的。观察各个社会我们发现，很多问题源于政府干预太少或者干预太多，也就是说，政府有时候该做的没做而不该做的却做了。即使中国过去的问题是政府干预太多，我们也要防止矫枉过正。

　　平衡经济中各个部门关系也不容忽视。农业是每个市场经济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无论在生产还是服务方面都是采取相互合作的方式。政府需要重视五个方面，这也是“十一五”规划中所提到的，这五个方面包括：收入分配、创新、环境、宏观调控以及发挥市场作用。

　　“和谐”和“平衡”问题。中国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增长速度快而且还表现在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平衡问题不仅是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在现代市场上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这个问题涉及“全球化”，尤其是资本全球化和劳动力全球化。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但是劳动力不可以，政府认为对资本征高税的话，这些资本就会流到别的地方去，这就迫使政府对资本征税很轻；但是劳动力的流动性就差很多，政府对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征税的话，劳动力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政府就把对资本的征税转移到对劳动力征税，使得劳动力税负很重。

　　工业发达国家在追求“贸易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发达国家对出口补贴，尤其是农业大量补贴。这个问题与中国有关。因为这些补贴太多。总的说来，发达国家农民50％收入来自政府，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政府而不是土地。发达国家这种做法是很成功的，补贴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导致农产品的价格下降。在中国大家也在讨论怎么提高农民收入和如何发展农村经济问题，但是中国加入了WTO，农产品的价格会逐渐同国际价格保持一致，农产品价格会下降，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补贴会损害中国利益。

　　保持收入分配公平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它反映了市场失灵，中国向市场经济迈步的过程中同样会存在这个问题。中国的管理层与员工之间收入差距是日本的3倍，在美国管理层的收入是普通员工收入的1000倍，这并不是意味着管理层比普通员工有效率1000倍。即使是完美的市场也不一定带来社会和谐，只是带来社会能接受的收入分配，因此政府要特别重视收入分配问题。

　　“十一五”规划强调“技术创新”

　　阿罗、德布鲁模型回答的最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市场会有效？这个模型没有讨论技术创新，即使很多人认为技术创新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强项。标准德布鲁模型一个重要假设是“全球技术水平恒定不变”。有很多文献在讨论技术创新，讨论市场经济是否会带来最优技术投资和最优技术水平，其中有一篇很重要文献阐述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说在某些条件下市场是失灵的，即市场是非有效的或至少不是那么完全有效的。技术是一种公共品，而靠市场来提高公共品并不是完全有效的。这个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尤其重要的，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重要的差距不在于自然资源的差距而在于技术水平的差距，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如何鼓励技术创新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显得尤其重要。

　　中国最近30年发展奇迹在于努力提高人力资本来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但是“十一五”规划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强调“自主创新”，并且已经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不仅要缩小差距还要奠定自主创新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型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因此政府支持创办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尤其重要。

　　美国200多年前在宪法里规定了技术创新者拥有知识产权。但是知识产权体制并不总是完美的。首先，大多数关键技术的进步跟知识产权体制无关，比如诸如激光等基础性研究都是在大学里进行的，而知识产权体制只是在把这些基础技术成果转化成产品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第二，知识产权体制和别的产权体制存在很大差异，其它产权体制通过增加激励来提高效率，但是知识产权体制导致了垄断，而垄断破坏市场经济，要知道成功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竞争。德布鲁模型主要讨论竞争的作用，即使是不完全竞争也能带来比较令人满意结果。

　　理论上动态博弈有可能降低由垄断带来的对市场的扭曲，但是问题在于即使是最优的知识产权体制也会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无论是静态博弈还是动态博弈都不可能降低这种扭曲。研发最重要投入是其它知识存量，但是知识产权体制使获得其它知识成本提高，因此提高了研发成本。19世纪怀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后去申请专利，但是另外还有人也申请了专利，知识产权限制使得怀特兄弟没能如愿，而后果是飞机技术长期停滞不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飞机需求十分迫切，知识产权制度不得不让步后飞机技术才得以发展。这件事情不得不让我们深思：倘若当时知识产权制度不让步的话，今天飞机可能就不能在我们上空盘旋了。知识产权体制还会导致垄断，垄断降低投资研发的积极性，同时也限制其它公司研发活动。例如早在19世纪有人想申请制造汽车的专利，想用制造汽车思想建立卡特尔来保证汽车高价格，如果这个专利申请成功的话，福特就不可能发明现代汽车，也就不可能有现在汽车的普及。

　　WTO1994制定的TRIPs是一个不平衡的知识产权体制。知识产权有巨大的社会成本，它创造了垄断权，提高了价格并扭曲了市场。当这些是建立在已有的垄断权或触及到关键领域时（比如治病救人的药品），社会成本可能十分巨大。知识产权体制使受保护产品成本极高，让成千上万人（比如非洲国家的人）不能享用新技术所带来的好处。尽管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知识产权体制仍然以制药公司等企业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以社会福利为出发点。

　　鼓励技术创新的方法很多，并且有些方法成本较小。知识产权就像征税一样，会使价格远高于边际生产成本，而且附加知识产权就像是只对生病的人征税，无论按照哪种社会福利计算标准，都不会说这样征税方式是合理的。但事实上西方国家都在这样做。我们应该鼓励医药技术创新，但同时要保证产品生产出来了在市场上按照边际成本价格出售，保证产品市场上竞争让产品价格下降到可以接受的程度。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技术研发合作来接触更多的技术创新项目，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技术创新而且还有利于减少知识产权所带来的扭曲。

　　“十一五”规划强调“环境问题”

　　“十一五”规划已经深刻地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在发展，人民需要更多的汽车、房屋和公路，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源。有数据显示，中国消费了全世界28％的生铁，中国所消耗能源占全球比重是中国所创造GDP占全球比重的三倍，中国增长的持续能力将受到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对此有三点评论。

　　一是需要建设更多的可居住的城市。随着中国改革，更多的人会住在城市，需要建设诸如停车场、机场、地铁等基础设施，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二是征收环境税，这样既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又可以鼓励合理利用环境。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时应该采用更多市场机制来解决社会问题。关于全球变暖及其与温室气体排放联系存在确凿科学证据，其后果也日益明显。因而中国在规划中承诺提高效率，承诺减少每一美元经济活动排放量个别值得赞赏。但中国应该做得更多。中国作为全球领导者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形成一个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共同的建设性立场。三是中国对木材等自然资源的巨大需求可能对其它国家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有可能导致在缺乏补救措施的情况下使生长缓慢的硬木森林退化。但是中国对其它国家的森林退化显得不够关注，中国应该加入“有证木材”运动。

　　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系

　　中国经济增长基础之一是出口快速增长，但是中国很难再继续维持高出口增长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虽然美国政治家谴责中国造成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美国每天借入20亿美元），全世界经济学家都知道贸易赤字代表宏观经济失衡即国内投资超过国内储蓄，而美国今天的绝大多数贸易赤字源于国内储蓄太少，家庭储蓄为负（大萧条以来第一次）和巨额财政赤字。中国汇率调整及其它行动，并不会显著影响美国国内投资和储蓄，因而不会影响美国的贸易赤字。不论对中国采取不公平贸易政策指控是多么没有道理，真正的政治问题是中国将继续处于压力之下，所以转向内需对中国来说是明智之举。

　　中国参与了所谓“卖主融资”——它向美国提供制成品，同时还以低利率贷款给美国数千亿美金用来支付购买。如果中国可以提供卖主融资给美国从而支持对全世界最富的国家的富人减税，那么难道提供卖主融资给国内消费和投资以维持增长不是更明智吗？当然，如果这样做，必须慎重选择投资项目，根据偿付能力提供购买房产和耐用消费品的贷款，还必须建立良好法治基础和信用文化来保证贷款能得到偿还。

　　中国政府一直抑制国内消费，结果储蓄比例很高。由于GDP被低估，储蓄比例达到近50％；加上服务业GDP被低估部分，比例还是高达42％。高储蓄和教育医疗体制有关，家庭必须存钱支付子女未来教育费用和防备突然医疗需求。建立覆盖全国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强大的公共医疗体系可以减小预防性储蓄。

　　另外和提高国内消费需求有关的是税收体制。借鉴别国经验，中国正在进行税制改革，准备实行以消费为税基的增值税（VAT）。但是别的国家采用这类税种是为了刺激储蓄，因为这些国家消费比重太高而储蓄率很低。当一个国家的储蓄率过低时，采用以消费为税基的增值税（VAT）是一个不错的措施。但是，中国在发展这种税种之前需要慎重考虑，要知道以消费为税基的VAT是一种抑制消费的税种而不是一种刺激消费的税种，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

　　政府干预有利于市场运转

　　市场不会自己独自运转，它需要一个法制环境，提供一个好的法制环境十分关键。中国的“十一五”规划认识到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建立市场经济良好运行所需的制度基础。在其它国家，我们看到过制度缺陷导致的丑闻，涉及到几乎每一个大会计公司，大部分银行和很多大公司。美国经济的强大可以承受大量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中国经济则不一定，至少成本也更高。丑闻使很多人得不到足够的退休金，而泡沫又加剧了美国的不平等。这并不仅仅是几个烂苹果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问题。

　　法律制度在建立资本市场运作所需环境中的作用十分重大，我们不可能在事先就列出所有可能的不正当商业行为、欺骗股东或客户的行径，但必须在这些行为发生后能尽快处理并处罚从事经济犯罪的公司及其高管人员。市场经济在充分竞争时才能体现其积极功能。但获取利润最简单途径就是垄断、通过进入壁垒弱化竞争。所以有一个积极而警觉的反垄断机构是很重要的。很多抑制竞争做法都是在本地发生的，所以不但要建立全国反垄断机构，还要建立地方性反垄断机构。

　　在中国“执行”是个大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央制定的政策需要转化为地方行动，但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经常不一致。比如地方政府最关心就业，环境很重要但绝对是第二位的。因此制定一个总规划很关键，“十一五”规划就是很好的做法。规划不仅总结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还告诉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尽管非常成功，中国仍然是低收入国家，即使用购买力平价估计，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十一五”规划是综合务实的蓝图和远见卓识的结合，是这个国家下一步迈向何方的指南。谢谢大家！

　　林毅夫提问：

　　斯蒂格利茨在美国和全世界都很有名气，在中国也很有名，但是斯蒂格利茨教授却不是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不是专门给美国政府提建议的经济学家。然而他对中国的大部分政策性建议都被采纳或者已经实施了。在美国，大部分给政府提供建议的人都有博士学位，而且是很著名的经济学者，但是在中国大部分经济部门的政府官员都是工程专家，你认为在给政府提好建议时，接受经济学的教育很重要吗？第二个问题是，政府政策的 “全面性”很重要，我们希望所有方案都“全面”，这样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面临着约束，怎么可能有一个全面的政策和完整的执行呢？

　　斯蒂格利茨回答：

　　首先，我不太同意你的第一个观点，问题在于什么是潮流？实际上，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等概念在美国已占据主导地位。当你问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最有意义的研究领域是什么？宏观经济学家可能会回答是宏观行为经济理论。美国一些流派或者一些地方经济学不幸被某些意识形态所控制，经济学在为某一个特定利益集团或者某一个特定机构服务。提出一个经济学模型和理论时，不考虑信息不对称市场不完全，虽然这些是毫无疑问的事实。20世纪20年代美国存在大量失业，这是铁的事实；2000－2003年间没有创造新的工作职位，这也是铁的事实；每年劳动力市场新增50万人员，但是没有新的工作岗位，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也是事实。但有些人就是不想看这样事实，因为他们想看到一个完善的市场。市场确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市场并没有好到政府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现在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承认政府需要干预市场，政府应该保持就业、保护环境以及鼓励创新。因而现在说不需要政府的观点不是主流，甚至保守的政府也承认这一点。说个笑话：20年前，台湾经济成功的时候，人们说他们成功是因为有很多人到美国学习，学成后经济学家留在了美国，而工程学家回到了台湾。这可能会成为一个秘密“武器”，因为美国把经济学家又送回中国了。

　　第二个问题很重要。“十一五”规划是一个全面性的计划，但也正如你所说的，必须要有优先度排序。但如果关注点太过狭窄就不可能成功。例如世界银行提倡发展高等教育，但要发展高等教育水平，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基础教育，可见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重要。

　　注：本文摘自“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