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件事在基金及其相关评级业内引起轩然大波，证监会基金监管部3处下发给基金公司的基金部27号函”，以做“中国基金股标投资风格分析”课题为名，要求向美国基金评级公司晨星提供业务数据。在遭受质疑后，相关监管部门给出的解释是，“委托晨星做这类分析是为了维护行业利益”。当然，这一解释立刻引来反驳，叶檀博士撰文指出“这不过是唯洋和尚能念经意识的又一翻版”；而市场资深人士陈仕华更直斥其为“宁予洋人，不予家奴”。

　　看来，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另眼看待”，还在于无法“三公”，还在于以行政命令“压迫”市场选择的监管痼疾。而结果呢，便是使“投资秘密提供给美国机构”冠冕堂皇，便是把国内同质机构默认为下等”而不留痕迹。

　　事实上，以前这样的“糊涂事”已经不少。2001年实行会计双审是其一；2004年7月发审委允许“富通昭和”登陆A股市场是其二，但漫天的质疑和斥责终于让证监会责令其改弦更张。

　　可以看出，证监会有关部门通常会走两个极端：要么是“拿来主义”只学会皮毛，认为国际上“有名”的便靠得住，暴露出的是典型的妄自菲薄；要么是“只管低头拉车”，严重脱离国情，以为股市无政治，唯钱有市场！关于后者，笔者详述于《“富通昭和”凸显证券市场深层精神病态》一文；而对于前者，在此倒想多说几句，概因近年来这崇洋贬土”的毛病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实在是暴露多多。证券业有之，银行业有之，甚至法律界也不鲜见。他们共同的逻辑都是认为我们本土“行政计划”多年遗留下的“坎儿”太多太复杂，不借助外部力量，不借助“先进的理念”，便根本无法逾越。

　　比如，吴敬琏先生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坚决推动者，一直主张公平，尤其是起点公平，但具体到了银行股改排斥国内民资的问题时，却张口便叫别人“别忽悠贱卖论”了。究其根源，无非是这些精英们“慧眼识金”，看透了我国银行之“烂”，而祭出了“先斩后奏”式的“唯目的论”杀手锏。殊不知，在事关全民福祉的大“家当”改革问题上，如果相应的公共决策一味迷信精英力量，漠视民意，则必然导致民怨沸腾，从而让精英们最终承担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公平，是目的；但公平在公共决策领域，更应是过程。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公平的努力也会酿出不公的恶果，大则影响国泰民安，小则祸及行业公平。此次证监会基金部的一纸公函之所以让业内鼓噪不已，原因也便在起点的绝对不公。我们不认为国内的基金评级和研究机构有多么高明，我们也不否认美国晨星公司可能在技术上、理念上超前于国内同行，但是，排斥国内同质机构，以行政力量把同一竞争线上的公司分出三六九等，甚至强迫基金公司接受美国晨星的“研究”，其后果是什么呢？此举破坏的，是中国证监会铁面奉行“三公”的证券监管形象；损害的，是股改以来证监会愈来愈“好”的监管风貌；描画出的，却是一些部门在对待内外资企业上至今尚未“改革”的“插足者”形象。

　　我在此要呼吁，请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及早收回成命。而且，中国证监会要以此为现成案例，对内部官员们进行必要的“洗脑”。否则，这“崇洋贬土”之风不除，难免还会在“27号函”后出现“28、29、30”号等等让国人“郁闷”的各种“公文”。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