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适应利率市场化和汇率的波动；

    ○衡量改革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标准就两条：一个是银行提供的服务质量；第二个就是风险管理水平；

    ○员工的专业素质、观念、理念是办好银行的灵魂和深层次矛盾所在；

    ○薪酬制度改革总体上是向合理的方向走,还有很多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中国建设银行(HK,0939)全球业绩路演即将结束。作为国有银行改革的实践者,建行有着太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日前,建行董事长郭树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一个改革实践者复杂的心境、坚定的信念,以及对于改革深层次矛盾的思考。

    有信心建成一流零售银行

    记者：您在多个场合都曾表示,有信心将建行建成国际一流的商业银行。现在评价一下2005年的建行年报,最让您满意和最不尽人意的都是哪些数据？

    郭树清：我对所有的数据都满意啊。但是,建行离国际一流银行还有相当差距,比如在理念、人才、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上。建行有30多万员工,人力资源格局有待调整,我们的知识结构和配置结构需要优化。在外部环境方面,中国银行业也面临着诸多难题,如信用缺失、税收不平等、法律制度不完善等等。

    记者： 建行这一年来,您的个人魅力对外界有很大吸引力,我想问建行在多大程度上依赖您的个人魅力？

    郭树清：有吗？我觉得这个依赖比较小吧,而且越来越小。因为我们的体制和机制越来越完善。

    记者：让我们来量化一下,假如您现在离职,建行股价会掉多少？

    郭树清：股价即使掉下来,还会往上涨。

    记者：谈到股价,中行和工行马上都要上市了,这个会不会对建行有影响？

    郭树清：股价,我预计会有影响,但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他们上市我们很欢迎。各家银行都各有所长,而且中国金融业还比较落后,老百姓的需求还有相当一部分得不到满足,所以每一家银行都有广阔的舞台、巨大的潜力。中国的银行办不好,只能是自己打垮自己。你自己不正视自己的缺点,先进的不学,落后的不改,肯定是不行的。

    记者：那国内银行拿什么去和国外银行拼？到今年底人民币业务就全面对外开放,国内银行的零售业务有什么优势？

    郭树清：我们有信心把建行建设成一流的零售银行。去年我来建行后,提出“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现在全行实施得比较顺利。比起国外银行,我们的优势很多,比如我们的网点比他们多,更贴近老百姓,而且和公司客户有长期往来,因为公司业务往往和个人业务密不可分。

    另外一个优势,我们毕竟是国有控股的大型商业银行,客户是信任我们的。但是,这并不能自然形成我们在零售业务方面的优势,还是得靠我们的服务和产品,靠我们更人性化、更细致的服务,更先进、更便利的产品。

    风险来自利率变化与汇率波动

    记者：从年报数据看,目前市场风险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郭树清：市场风险,一个是利率的变化,还有一个是汇率的波动。当然,还有行业产能过剩、行业供求的变化,国际上原材料价格的变化等。目前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适应利率市场化和汇率的波动。

    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在存款、贷款方面,安排合理的利率政策。从去年开始建行对小额账户除了收取管理费以外,还把利率降到了最低。以后存款产品可以分得更细一点,利率差别更大一点,贷款也要进行差别化的风险定价。汇率方面,对国家注资、上市筹资都安排了期权和互换,但是还有一部分自有外汇找不到对冲工具,因此,去年仅汇兑损失就有10多亿元。

    我们还要发展中间业务产品,特别是风险比较大、客户又有偏好的产品。比如房地产,我们可以设想发展一个基金,从中赚取稳定的手续费。很多民营企业和个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很多,我们以前没有很好研究怎么给这类客户提供融资服务,我觉得,只要企业和个人的信息是真实的,有抵押,有担保,就没有问题。

    银政合作是双赢

    记者：许多投行分析师很关心存贷比下降对利润造成的影响。我们最近也注意到建行连续和各地政府签了不少银政协议。建行签这种协议,是出于政府公关的目的,还是真的寻找一些贷款对象？

    郭树清：我们不是出于跟地方政府公关的目的签这些合约的。银政合作协议实际上是市场化的做法,虽然是和地方政府合作,但我们首先是把地方政府看成一个客户,是银行与大客户的平等互利的协作,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双方也非常明确,这里面包含的项目、贷款的程序、审批的办法、对风险的管理,完全按规定运作。签的协议里,有的附了项目的名单,有的不附。但无论附还是不附,都不带指令性色彩,或绝对性承诺,还是要逐个按授信、评估、调查的程序来操作,符合条件的才发放贷款。

    第三,签订这样的协议,除了能让银行较早接触到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使政府更加明确他们在发展当地经济和金融业务时,需要承担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打造诚信的城市,建设金融安全区,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建行和所有政府谈的时候几乎都涉及这个内容。

    我们在合作伙伴的选择上比较慎重。只有在上述问题上和我们存在共识的地方政府才会成为建行的签约对象。政府在维护金融秩序、市场规则和法制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政府不发挥积极的作用,银行很难做好。拿保护银行金融债权讲,去年建行胜诉率达97％,但是执行率只有30％多,从这里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和社区的作用。如果他们在这方面加大力度,我觉得对双方都有好处,是双赢的合作。

    打造一流银行必须靠人

    记者：您屡次谈到国际一流银行,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衡量国有银行改革成功有没有一个客观、清晰的标准？

    郭树清：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了国有银行的改革方向,就是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银行制度。我体会比较深的是,衡量改革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标准就两条：一个是银行提供的服务质量；第二个就是风险管理水平。

    世界上任何一家银行,办得好不好,关键就在这两条。如果没有这两条,其他都谈不上,而且这两条缺一不可。只有深入了解客户和市场,才可以既做好服务,又防范风险。防范风险,从根源上说,就在于了解客户,细分市场,为客户提供差别化服务。要做到这两条,银行从公司治理结构,到组织架构,到激励约束机制、薪酬、用人制度,一直到计算机系统,都需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记者：中国从2003年启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而您正是在这一年年底任汇金公司董事长；2005年您赴建行上任后,亲历并主导了建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境外上市。从一个身临改革其境的银行家角度看,您认为国有银行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到底是什么？

    郭树清：这是相对的,看你站在哪个层次看。对我们来说,固然有体制等各方面的问题,比如说用工制度、工资制度、税收制度,还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因素。这些有历史原因,不是我们哪个人想改就改得了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会解决。

    比这个层次更深的就是,员工自身的素质。要打造世界一流的银行必须人强。我这一年感触很深,比如设备的更新升级可以通过引进很快实现,但人的专业素质、观念、理念却不是这样。而这对于一个国际一流银行来说恰恰是要害。在我看来,这是办好银行的灵魂和深层次矛盾所在。

    董事长薪金不应成为上限

    记者：去年年报数据反映的情况是员工成本增幅比较大,您认为现行的薪酬水平对建行的员工是不是做到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郭树清：总体来说,我们比过去好得多。一方面,我们拉大差别,就是绩效挂钩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我们要缩小一些不合理的差别。比方说基本工资,有一些基层行员工的收入低于当地社会平均水平,那是不太合理的。另外,去年增加比较多的就是,实施住房货币化的补贴；我们还启动了企业年金制度。这三个因素,导致员工成本上升。我们还希望进一步加大对员工的培训力度、教育的投入,比如鼓励员工参加学习班、研修班、进修、夜校等。

    记者：那您对自己的薪资水平怎么看？您觉得现在的收入合理吗？

    郭树清：薪酬制度改革总体上是向合理的方向走,还有很多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我们还没有长期激励计划。就我个人来说,我的收入比过去高好多倍,大大超出我的预期。但是作为一个商业银行家,挣多少钱要看怎么比了。和海外银行比,和国内股份制银行比,那我们的水平还算是比较低的。

    这对于我来说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在董事长和行长的薪资水平确定了以后,其他人员都是依次递减的,等于我们是一个上限。我很不满意这个制度,我希望能够打破这个制度。如果不打破,很难吸引优秀管理人才,势必影响银行的市场竞争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钱不是万能的,不是工资越高越解决问题。建行现在有较大的吸引力,虽然我们的工资并没有很大竞争力,但是大家认为建行有机会、有士气、有远景。但是,我也必须坦率地说,现在仍然不断有人才流失。事实上国内许多股份制银行的骨干、外资银行的业务人员是从建行出去的,所谓客户信息流失也是这么发生的,这是对我们的一个严峻挑战。我不反对人才流动,关键是要能够平等竞争,我们的人事薪酬制度还是很大的掣肘。

    近期没有融资计划

    记者：有没有回国内市场上市的计划？

    郭树清：A股上市在我们上市之前也是有考虑的,由于种种原因,条件不具备,所以就在香港上市。

    上市后,建行资本充足率比较高,近期没有融资计划。因为资本太多会造成一定闲置,这对股本回报率、盈利水平都有影响。但我们非常希望国内资本市场能够加快改革和发展。成熟的资本市场对于建设银行这样的商业银行好处很多。因为直接融资比例大了,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促进银行发展中间业务。当然在条件成熟时,我们不排除在内地资本市场上市的可能。

    采访结束后,当记者问郭树清是否还做其他研究时,他拿出自己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提案,题目是《消除体制性障碍,加快城镇化进程》。郭树清说,由于工作的需要,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上,“但我肯定还会继续关注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