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科技大会召开后，在社会各界对中央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认同、倍感振奋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地强烈呼吁要抓紧解决当前仍在法制、政策、机制及市场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一些有碍于我们走好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问题。尤其在像深圳这样作为我国自主创新排头兵的地方，从政府到企业、企业家，都已经先期强烈感受到了这些问题对于未来发展的束缚性影响，须引起高度关注并尽快加以解决。

　　这些问题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

　　问题一：激励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尚未真正形成

　　案例：朗科的“优盘”拥有全球闪存领域最为基础的发明专利。然而，艰难的维权几乎伴随着朗科的创业、发展全过程。据介绍，目前国内生产“优盘”的厂商数不胜数，而主动前来支付专利费用的还不多。

　　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鼓励自主创新、提升企业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采访中记者听到几乎每一位企业家都在呼吁：“我们期盼一个真正把知识产权作为国家战略来推行的局面尽快到来！”

　　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认为，要形成这一局面，首先，必须转变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和定位。过去常常认为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是为解决贸易摩擦，事实上，它已是我国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选择；

　　其次，必须树立法律的尊严和威慑力量，尤其是需要尽快改变一些知识产权保护案件起诉难、判决难、执行难的状况。因为，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专利诉讼案件审理周期如果一拖几年，那么专利保护可能早就没有意义了；

　　第三，必须从实际出发，分行业、分产品地完善、修订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例如，IT行业的技术创新是在“与时间比速度”，而我国现行专利法规定的18个月的专利公布期限，以及对发明专利3年的审查期，使得一个专利从申请到授权需要花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都给IT企业的创新活动带来诸多现实阻碍；

　　第四，应尽快出台《反垄断法》以应对跨国公司不断挥舞知识产权保护利器对我国企业的施压。

　　问题二：建立财政性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要找准关键环节

　　案例：深圳大族激光科技公司如今已是亚洲最大、世界知名的激光设备研发制造商，近三年发展更是保持了年均50%的增速，谁能想到创业之初它完全只是个“三无”企业：无资金、无技术、无人才。可在大族激光崛起之前，我国在激光应用研究上投入不少，但关键激光设备仍然在严重依赖进口。

　　我国在激光制造设备产业化进程上遇到的问题，比较鲜明地反映了长期以来我国在科技投入特别是在对应用技术科研投入方面存在的诸多误区和弊端。因此，国家在下一步制定、完善财政性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方面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国家、地方财政应加大力度支持企业应用技术研发，加快应用技术研发类科研机构的企业化、市场化进程。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国家财政集中支持基础科研、企业利用市场机制引入多渠道资金从事应用科研的理想格局；

　　第二，财政的有限资金应用在“刀刃”上，发挥出“四两拨千金”的作用。而且在经费使用上，像深圳市的做法是主要用于建设公共研发平台，或是对企业研发或技改资金给予贴息贷款等，这些都是企业欢迎、收效显著的方式；

　　第三，财政资金支持企业研发不应受到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局限。同时，不应只重视高科技产业的自主创新，而忽视以自主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升级。

　　问题三：国内市场的庞大容量尚未起到对自主创新足够的最大支持作用

　　案例：深圳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在接受采访时说出了令他困惑已久的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击败强手的中兴通讯，在国内市场反而举步维艰、打不开市场呢？第二，为什么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在纷纷想方设法阻止国外通讯设备提供商进入、使本土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保持在70%以上的时候，拥有同样技术水平的中国企业在本土的市场占有率只有20%左右呢？拥有产品100%的自主知识产权、并使得我国的高科技医疗设备也实现出口的迈瑞公司董事长徐航发出了同样的感慨：“只要运用得当，国内庞大的市场容量是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最大优势。”

　　国内市场对中国企业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企业积累自主研发能力、成长为自主创新型企业具有战略意义。但深圳这些企业对当前国内市场环境的强烈忧虑，说明了我国庞大的市场容量目前尚未发挥出支持本国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作用。

　　国内现行的某些价格政策对本土创新型企业存在歧视现象。例如，现行医疗收费实行的设备越贵收费越高的加成定价政策就对本土企业不利。

　　促进本土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政府采购的支持作用发挥得还不够。

　　有关人士建议国家对自主创新型企业列入采购目录的程序不宜复杂，而应率先选择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可与国际同类产品竞争的产品或服务列入其中。

　　问题四：现行某些税收政策仍未与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相协调

　　案例：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链上重要的一环，深圳的芯片制造业正在崛起，依托通讯设备系统化生产商而生的中兴集成电路公司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换句话说，中兴集成也是业内的本土幸存者，“因为在国际巨头的竞争下，中国的IC企业可能完全没有生存机会。”中兴集成总经理孙迎彤说，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现行的一些不合理税制使得像他们这样以研发活动为主、研发人员占到60%以上的企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

　　以目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为例，创新型企业的主要成本体现在研发活动上，此外就是为高级人才支付的高额薪酬等，而这些成本无法进行抵扣，使得本土创新型企业的税赋大大高于一般生产型企业，十分不利于他们积累下一步自主研发的能力。

　　再拿所得税来说，跨国公司在我国当地的人力资源主要由一般劳动力构成，因此个人所得税对它们的成本影响有限；而本土企业既要考虑大量的知识型员工的个人所得税，又要支付较高的企业所得税————这便造成了内外资企业在税赋问题上面临的事实上的不公平。

　　而这些问题只有从国家政策层面才能予以解决：一是应尽快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增值税从“生产型”改为“消费型”的试点；二是对于经认定的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建议将研发费用列为当期进项金额，计算进项税额并允许其抵扣，而且科技人员个人所得税可以进行抵扣；三是应尽快研究并实行内外资企业统一税赋问题。

　　问题五：优质创新企业纷纷海外上市凸显国内融资渠道不畅

　　案例：深圳雷地公司是世界上首家拥有金刚石膜材料及产品制造技术的企业，还拥有世界首创的大块非晶合金液化技术，并突破了工业化生产的技术难题，而且从科技工艺到工业化设备，雷地都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然而，雷地下一步发展所需资金却无望在国内资本市场筹得：主板市场门槛太高很难进去；中小企业板停发至今；民间一直寄予很高期望的创业板遥遥无期……于是雷地计划今年下半年赴纳斯达克上市。

　　深圳有许多像雷地这样不为公众所知却在技术创新方面很有作为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它们良好的成长性令人惊喜万分。遗憾的是这些优质创新企业由于在国内融资无门，无奈之下纷纷借助海外风险投资寻求境外上市。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丰厚的投资收益被外资创投机构纳入囊中，持续的创新收益被境外投资者所专享，这样既抑制了本土创投机构和创投人队伍的成长，也使本国投资者不能分享创新和发展的成果。

　　因此，目前企业及地方对解决融资难问题的呼吁集中于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应尽快建立健全创业投资体系，特别是完善创投方面的政策、法规及其配套体系等；

　　第二，应抓紧制定以税收政策为核心的一系列扶持鼓励创投的政策；

　　第三，应尽快建设完善中小企业板，并适时开设创业板；

　　第四，应将有限的财政科技投入集中到真正拥有先进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身上，以帮助它们在行业关键性技术上尽快取得突破，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问题六：创新型、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缺乏已成为全国性问题

　　案例：2000年以前，深圳连续好几年接收毕业生的数量每年都在10万以上，华为、中兴每年到全国各大重点高校招收通信或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时，往往是一个班一个班地签约，整班“端”回深圳。但2000年后的，进入深圳的人数一下子降到了只有3万左右。

　　深圳所感到的人才“难以为继”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尤其是缺乏“好用”的人才———既有扎实知识基础，又不脱离实际，同时具有市场意识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从深圳各方反映的情况来看，我国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方面，基础教育阶段，应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高等教育阶段，课程设置乃至专业设置上应紧密结合实际，注意人才培养的实用性和全面性；在继续教育阶段，要重视职业教育，重视岗位培训。

　　技术工人匮乏直接制约了我国制造业水平向价值链高端的提升。当前，深圳企业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职业技能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强烈渴求。

　　问题七：高水平公共研发、服务平台的薄弱使自主创新缺乏后劲

　　案例：今年1月，在深圳市政府的全力“撮合”下，我国彩电行业四强TCL、创维、长虹、康佳共同出资成立深圳聚龙光电有限公司，启动投资额高达80亿元的“聚龙计划”，旨在协力突破高端液晶面板(TFT—LCD)技术发展瓶颈，从而掌握竞争的主动权。由于各大彩电企业都很难独立完成这项关键技术的研发并实现其产业化，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终于使得彩电四强走到了一起，实现了自主创新的一次有益尝试。

　　深圳目前有很多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很强，但其承接国家创新资源配置的能力却较为有限，高水平公共研发平台、技术服务平台建设的薄弱已逐渐成为影响其自主创新后劲的关键问题之一，这一问题也应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因此，深圳各方面人士建议，国家应重点考虑加快前瞻性、共性和关键性技术研发的公共技术平台的建设，并建立自主创新服务平台的共享机制。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