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坛

　　国务院研究室近日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了这样一组反映“双低”的数据。一方面农民工工资极低：基本集中在600元~800元之间；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

　　显然，农民工工资低与其技能低下有直接关系，顺理成章的政策建议就是，为了顺利转移剩余劳动力落后地区，应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然而，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现在的欠发达地区并没有这样做的积极性，而如果地方政府找不到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内生积极性，现行的“多予少取”的倾斜性政策也只能沦为治标之策。

　　在对中国地区差距的大量研究中，一个奇怪的发现是，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几乎没有解释力（人力资本相差不大，地区经济发展却相差巨大）。这一结果令人沮丧，因为无论在新经济增长的理论中，还是在跨国界的经验研究中，人力资本都是决定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对此，一个可供选择的解释在于中国经济的模式。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生产技术，过多地使用了物资资本，而相应贬低了人力资本的作用。遗憾的是，这个理由很难让人满意。因为同样高投入高增长的东亚国家，并没有出现人力资本贬值的现象。

　　更容易接受的原因在于对人力资本指标的选取。目前大多数对人力资本的研究采用的是各省区小学或初中在校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可是这样的指标在中国地区之间的变化很小，从而并不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构成解释力。相反，如果用高中学生甚至是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这样的更高学历的指标，结果会出现很大的改观。

　　其实，两类指标在结果上的反差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反映。在中国，初级教育基本是强制性的；而高中以上的教育则是自愿选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初级教育的强制性使得人力资本和地区经济增长失去了应有的关联，而基于自愿选择的高中以上教育跟地区差距的关联则符合理论和国际经验。这也说明，在国内地区差距研究中，使用较高学历度量人力资本是更合适的。

　　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东部地区在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上的积极性远远大于欠发达省份。如果人力资本对地区差距没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是很难解释的。

　　在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笔者的研究发现，落后地区不仅在教育投入的绝对量上赶不上发达地区，而且，财政用于教育的相对比重也是较低的。这其中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除去行政费用外，地方政府用于公共投资的部分可以分为对物的投资（基础设施）和对人的投资。地方政府在对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投资于教育的选择中，通常是落后地区会偏向于前者，发达地区则更接近于两者兼顾。原因是，落后地区担心，对教育的投资会随着人口流动而外溢到东部地区，从而享受不到投资收益，因而缺乏投资教育的积极性；相反，强调基础设施投资能够避免这一点。投资于基础设施一方面本身就是政绩的直观表现，另一方面可以鼓励投资，尤其是对吸引外资有着重要意义。

　　因而，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回答如下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人力资本在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研究中通常不具有解释力？原因是指标选取的不当。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教育投资有何影响？财政分权不仅会使落后地区教育投资在绝对量上不足，也会使得其相对比重低于沿海省份；相反，落后省份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比重过大，从而，财政分权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造成了更大的扭曲。

　　显然，弄清楚这些问题之后，我们也会对分权体制下的政府行为和政府治理模式有所佐证。从政策上来说，既然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符合常理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坚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投资的重要性；并且应该从大局出发平衡落后地区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不足，以提升内陆对培养人才的兴趣。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