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中国经济运行速度大大超出了经济学家们之前的预期。

　　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达到10.2%，不但高于2005年2季度GDP增长10.1%的峰值，也高于经济学家们9%左右的普遍增幅预期，更是比中央“十一五”规划年均约7%的增长高出3%以上。

　　支撑如此增幅的中国经济“三驾马车”无一减速。一季度进出口总值371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8%，顺差233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还在加速。一季度同比增长27.7%，比上年同期加快4.9%。国内市场销售增长扣除价格因素后达到12.2%，比上年同期加快0.3%。

　　难道中国经济再度“过热”？

　　巴黎百富勤中国总经济师陈兴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投资系罗云毅教授、雷曼兄弟公司亚洲宏观经济学家范文仲，与本报分享了他们对2006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及问题的观察。

　　中国经济并未“过热”

　　经济观察报：中国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远远超出了之前的预期，达到创纪录的GDP增长10.2%的水平。这是良好的增长还是进入了“过热”区间？

　　陈兴动：虽然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等机构的一些专家，普遍担忧经济会重新过热。但是，我觉得还很难做出这样的判断。

　　目前的现实是，中国没有一个权威部门能说出什么是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考察过热的经济指标，一个是经济增长是否受到了瓶颈制约。中国2003年到2004年时，经济出现过热，就伴随着煤、电、油、运非常紧张，而现在我们还在谈电力过剩、基础原材料过剩。

　　其实，从刚刚公布的增幅数字看，一季度GDP的名义增长为13.7%，实际增长达到10.2%，这意味着一季度的平减指数是3.5%，但是平减指数历来都介于CPI和PPI之间，比如去年同期的GDP平减指数是3.6%左右，介于当时PPI的5.8%和CPI的2.8%之间。但是目前CPI 为1.2%，PPI为2.9%，所以GDP平减指数高估了，中国GDP的实际增长速度被低估了至少0.6%。

　　罗云毅：经济过热的核心指标是通货膨胀态势。如果中国经济“过热”了的话，则会发生通货膨胀，但是中国的CPI指数从2004年开始已经在逐渐下降，目前更降到了1.2%。决策部门一直在强调要谨防经济过热，这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中国经济并没有过热。

　　其实，无论GDP增长10.2%，还是9.9%都是很高的增长。10.2％和9.5％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不能因为大家预期9%，现在10.2%就认为“过热”。只是目前全世界的平均发展水平保持在3%到4%的GDP增长水平，中国的增长显得很高。这是因为中国的国情——国内市场广大、社会经济稳定、较高的储蓄率、劳动力丰富、改革开放的制度性变革等等因素决定的。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的差异上。

　　范文仲：我们认为中国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单从总量上讲并不是异常高。中国投资占GDP的比例高达45%左右，10.2%的经济增长表明投资回报仍在合理的区间。我们更为担心的是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为什么投资率会如此之高？中国经济中出口和投资的拉动效用过于强劲，而消费的增长相对平稳。这种增长格局是难以在长期持续的。

　　经济观察报：大家一直没有估计到如此迅猛的增长，是不是忽视了一些因素？

　　陈兴动：之前认为中国GDP增长会往下走，是考虑经济自然规律的影响。感觉中国经济去年增长已经到顶了，今年会下降。

　　这里面有两个力量在起作用，一是投资中的制造业增长会受到一定的抑制。目前制造业中的投资，主要是由私人投资来拉动，而且已经开始大量过剩。由于私人投资不那么盲目，所以这部分的投资会下降一点。

　　其次最不确定的是贸易盈余的问题。我按准GDP 来计算，把投资加上商品零售总额，再加上进出口贸易盈余得到准GDP，虽然比实际GDP会差在服务的贸易平衡和服务消费方面，但是它能很大程度上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在其中，出口的增长对准GDP的增长贡献达到53%，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仍非常大。所以，中国商品如果面对世界贸易中的压力太大，政府可能出台一些政策平衡贸易盈余，不让盈余太高，但从目前看中国的贸易增长还是非常快的，以我现在的预期今年会突破1300亿美元。

　　主要风险是人民币升值

　　经济观察报：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一直存在，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在什么地方？

　　罗云毅：中国一段时期以来的投资率确实比较高，人们也比较关注，但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投资总量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有些局部地区确实存在盲目投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等问题，有的还很严重，但这不是中国投资的主流。

　　分析中国的投资总量问题，不能仅仅看一个时期的投资增长速度或投资率的国际比较，更重要的是看在这样的增长速度或投资率背后的因素是什么。由于制度上的原因，是存在一些负面的因素，但那不是主导性的。从长期看，真正决定中国高投资率的主导性因素是中国的高储蓄率。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相对于国际水平的高投资率是由高储蓄率，实际上也就是低消费率内在地决定的。当然，对这个判断是有不同认识的，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从短期波动的角度分析，投资高增长的主要动力则来自经济高速增长的影响。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方面由于消费刚性的作用，储蓄率会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企业家看好市场前景，投资意愿又会进一步提高。这样一方面又较强的资金供给，另一方面又有投资需求，投资增长自然也就上去了。

　　陈兴动：我认为目前的主要风险依旧是如何处理好人民币升值的问题。

　　因为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产生巨大影响，而中国对出口的高依赖是源于背后的就业压力。单靠国内企业有限的创造力和发展，对就业的接收度是不够的，由此考虑就不能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但是目前升值趋势又不可逆转。这样外汇流入大于流出，再将外汇结汇成人民币，就使得市场上的人民币增多，银行储蓄高增，该怎么办？全额对冲一方面给央行带来很大的成本压力，也会加大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所以，中国现在的政策调整是相当不容易的。

　　日元在1985年时也经历过被逼进温和升值过程，升值后带来了长达12年的经济萧条，中国自然不想经历这样的过程。不过，当时的日本经济比中国现在要发达，即使按日元升值前的汇率计算，1985年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3000美元，而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在2005年还不到2000美元。

　　所以为了给人民币升值减压，中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一切均在为汇率服务。

　　范文仲：的确，这两年中国的出口增长迅猛，受到结售汇制和资本管制的制约，企业的外汇收入只能上缴国家，导致外汇占款急剧上升。同时居民储蓄上升很快，银行体系资金极为宽松，在没有其他投资渠道的情况下银行只能增加贷款，引发固定资产投资的升温。不过，我认为目前这种长期居高不下的投资将会加剧银行坏账的风险，一旦出口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降，经济增长减速会使中国的金融体系的风险显性化。

　　经济观察报：面对如此情势，你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需要做什么调整？

　　范文仲：中国应该放松对外汇体制的管制，藏汇于民，同时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只有控制住外汇占款的增幅，银行信贷和企业投资的增速才会减慢。不仅如此，目前利率政策也面临两难选择，虽然加息可以对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起到抑制作用，预防经济过热，但是加息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人民的储蓄意愿更强。

　　所以，中国政府应加速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险体系的改革，拓宽居民的投资渠道、使居民在消费时无后顾之忧，才能减少居民被动储蓄，促进消费。

　　陈兴动：如果我们现在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则问题会更多。

　　我一直赞成的是在房地产政策上应该做一些改变，比如我反对建经济适用房，而应该建廉价租屋。因为很多经济适用房并没有解决真正低收入的人的问题，反而为了买房子全家人勒紧裤腰带攒钱，抑制了其他方面的消费。

　　政府应该打开一些竞争的障碍，通过市场上一些跨地区的收购兼并来进行资源的整合，而现在各个地方政府都有看不见的手在指导，每个地方都有同样规模、同质同水平的竞争，最后就谁也挣不到钱了。

　　罗云毅：最重要的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投资结构，其核心是把严格的环境和生态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科学教育的发展等放到更高的位置上。这个任务提出已久，理论观念上应当说已经解决，但因体制障碍进展不理想。在今后一段时间中如何真正落实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

(责任编辑：马明超)